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稍稍一。’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探过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泽东像，一字一顿地说：“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不早，我和伯钧要分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握手，互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给这座僻静的院，涂上一片凄凉的金。章乃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狂。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常念叨你呢。”我家离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异乎寻常的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脚下那双生胶底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质，谈不上有多少私。反右以后，索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向我伸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万里和你爸爸一样，了右派帽。”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气，补充：“小愚，万里的诗是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