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回忆录或搞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看来，‘少读李白，老杜甫’很有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说：“英国诗歌的贵优之，在于常伴有一沉重的悲哀和谙世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升了。

储安平说：“孙承佩当上了秘书长，成为九三的实权人。学习会上常我的名，批判‘党天下。’”

父亲听罢，笑了。说：“这和我们民盟的胡愈之，一个样了。他两个都是中共党员。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来的地位就些，故能一步登天，当上副主席。孙承佩只好先当一阵秘书长。他只要听中共的话，当副主席是迟早的事情。”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下放，思想心，大跃，公共堂，这哪里是共产党说的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着，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老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你放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油小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心是和储安平分而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大门。

父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上，系了一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油小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吗？”

“不，好像是羊。”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社会活动多，虽独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13]。’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老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称是。爸爸站起，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

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