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社会认可。泽东在上海发了指示：“让鬼蛇神都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组织、召集的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圈，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了会议室，他被请主宾席——在排大沙发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各、会，发挥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和一时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堕网而心安。

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泽东“引蛇”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在中央统战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不怕脑袋落地、弃尸沟壑的气贯注于储安平的骨血，使他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最权力设就的陷阱。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题目是《向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通篇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都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儿，事无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行事，都要党员了才算数。这样的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岗位上，党这样，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的缺，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向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烈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义的召力。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政治大合唱中飙了最音。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备副总理的才？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总之，无论是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情如此之，乃至于让人到一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室。’而老储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此外，对于储安平的这个发言，还需要补充一个事实——

那是在5月19日的上午，储安平事先没有和父亲约定，便到了东吉祥胡同10号。

洪秘书对父亲报告：“《光明日报》的储先生来了。”

父亲说：“他来必有事，快请来。”

储安平推开北客厅的绿纱门，发现里面已是朋满座，且都是农工党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虽然父亲对他了介绍，但终觉不宜逗留，便退了来。

父亲送他客厅，问：“你有什么要的事吗？”

“要的事倒没有，还是想来谈谈‘光明’如何现‘监督’的问题。”

父亲告诉他：“现在的‘光明’已大有改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尽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时正是他在九三辛苦劳作却遭遇冷落的时刻。“古人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两厢对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所以，他不想去报社上班，想找个人谈谈，谈谈怎么把‘光明’办得更好。于是，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罗隆基的住所。或许由于学生对先生的派有些看法，二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突然，但很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