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储（安平）罗（隆基）二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一意识形态的政治制，都不能摆脱人权的观念和法律的形式。这也是任何一质的政府，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现在的中国既为共和国政，那么政治上的改善，则必须摒弃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而调这个“唯一原则”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罗宅育了原始胚胎。

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这是一个清新幽丽的清晨。院里的喇叭着珠儿开了，修长的柳叶在微风中摇曳。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父亲约定的早8，准时到了我家。

他跨客厅，父亲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显然，他已得知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对，蒜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储安平告诉父亲：这篇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换过意见。

“你什么时候见了老罗？”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来，便去了？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父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架，所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内容，只是提到了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理论力量。

父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况且民盟中央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父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摇。

父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我是支持的。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要以此为重，多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的社会党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党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父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就更多，劲就更足了。他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中共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父亲称，且一再欣赏他的“就是和新华社不一样”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清情况再说。”

父亲连连说：“好，好。公在最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恩来）反映的《光明日报》建新址的事情，统战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通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了家门。父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开会。在车上，父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父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宣传的副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1957年）6月6日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在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中的绝唱。

反右中被人叫“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召集的民盟中央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泪，这事情在我们知识分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新的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曾昭抡说：“中国知识分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过去以运动方式对知识分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知识分喜‘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是要找，如有老师领就可以。近来有些学生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孩不要闹事，我曾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知识分最本的问题是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路。有没有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黄药眠说：“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是在一的，（19）53年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对知识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执行起来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听者激动，大家血沸腾。父亲在形势之张的同时，倍肩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张是规律。此刻，民主党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地位，发挥作用；而中共则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

最后，父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