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照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中共合作，是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与中共风雨同舟。

勇毅、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上起作用…。我听统战一位副长说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

继而，储安平提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报导计划和四个法为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门工作报导中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调对个人的报导、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本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品供应一度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天（民盟成员、中共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向中共中央宣传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报纸与党派和政府存在着本的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的，党和政府不许登。”“揭，揭，再揭，我们的目的在于揭，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和当权者理解的揭，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是特指揭示和提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涵着以揭来促使党和政府改工作、纠正缺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心揭？”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那时恰逢中共向民主党派提“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可以说，（19）57年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光锐，笔锋犀利，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地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理问题，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行一次普遍的、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理人民内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成果，也看到了重重失误。所以，泽东登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分民主人士和级知识分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给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了社会现象，又颇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共产党的“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建设的意见，也是最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现大字报的消息后，上指派“快、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赶赴北大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其光、心、魄力、能力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