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斗争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人民不可能有这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创造这经验。”这样的语录、论断在革命的日常生活中，也许我们不到它的雄奇和力量，但在监狱里，在特殊审讯室或是拘留室，我看完这些语录，到脚下有一大的潜在悄悄蠕动着，像黄河、长江埋在你脚底十米、五十米的土地下面在奔不息，像泥石正在我和红梅立站的凳儿下面挣扎和呼唤，像将要爆发的火山的岩浆正在地壳下面肚疼样翻江倒海着。我能隐隐的到土地在摇晃，木凳的儿在发抖，似乎我们随时都会从凳上摔下去。我把四周那些语录、论断匆匆看了一遍后，红梅也已在木凳上扭着将那些默默读了一遍儿。她的脸上是灰土，因为落日的光亮，那灰土上有一层隐隐的暗红在挂着。我们相距一米多，中间地上的主席的幅像，把我们雪山草地般隔开了。我们面前像有一座玻璃山或是玻璃墙，彼此能看见却不能拉拉手，能说话却不能让痰和唾沫星儿落到面前脚地上。我们以为他们把我们关这特殊拘留室，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对彻彻尾的革命者，又红又专的领导者，是仅差一天半天就要宣布的县长和常委，以为他们没有将我们关那真正的监狱是对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人主义和同志式的和恨，以为这样让我们受到一革命的惩罚后会把我们重新押到哪里的。我说：“红梅，没事吧？”她朝我了一下：“有些颤。”我说：“颤了蹲下来，千万别往地上站。”她说：“我明白。”然后，窗前的影儿晃动了，看见了一个瘦长脸儿在朝着拘留室里看，他扛的枪上的刺刀在肩上和他瘦长的脖平行直竖着。我和红梅朝他看了看，见他没有制止我们说话儿，也没有制止我俩蹲下来，我们就一步到革命人主义的温了。我们蹲了下来，都用双手抓住了那书纸一样大的木凳面的边（像柳木），我说：“四面墙上的语录是让我们改造思想的，地上竖满铺满主席像是防止我们逃跑，让我们脚一落地就犯政治错误，罪加一等的。”她看着面前地上的主席像，脸上浮了惨淡一层笑，想说啥儿却又没有说来。我说：“只要革命情谊在，心有灵犀一通，不该说的话你给我一个我就明白了。”她说：“会让我们在这木凳上蹲一夜吗？”我说：“不知。”她说：“让我们蹲一夜我们就会栽倒在地上，就会踩到主席的像上去。”我说：“那我们就正中了人家的圈，就罪加一等了。”这时候，屋里最后的日光还没退下去，刚刚有些昏暗升上来，拘留室突然变得灯火通明了。屋里所有的灯光全亮啦。上是五个聚光灯，四面墙各有两个，统共八个聚光灯。这13个灯泡都是200瓦或者500瓦，炽白发亮如喇叭一样的灯罩的方向全都对准我们俩。我们忽然到浑如火烤一模样，睛又刺又疼，仿佛有束束烧红的钢针在往里扎。我们慌忙，待些微适应了那炽的光时，那一扇小窗被严严关闭了。听到了哨兵走下哨楼的脚步声和木梯在脚下的咯吱声，像我们被扔革命熔炉以后人家就走了，不不问了，只等着把我们熔成反革命的废渣以后再来把我们抬去，再在我们反革命的废渣上踏上一只脚，再踏上一只脚，置于死地而后快，让我们永生永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以我的锐察了这一。我们以我们的直觉悉了这一切。我们百分之百地预见到了他们的用心和目的。脚下的主席像一尘不染，只要我们下了凳踩上去，主席像上就必须留下脚印儿，就是把鞋脱掉踩上去，你的脚趾印也要留上去。还有那通往门去摆成四行波纹的主席的石膏像，灯一亮，我就看见有几座像边上都一个笔画简单的汉字儿，有的是“工”字，有的是“十”字，有的是“五”有的是“三”还有的是“：”或“、”不消说，那些大小、塑形不一的每一座主席的像，放在哪儿都是有它的秘记的。更为险恶的，是那些主席像的脸是朝着哪个方向扭，那些标记不仅记住了每个像的坐标和方位，还暗记了那些像的坐向和朝向。我和红梅认真观察了，不从那儿拿起二至三个主席像，你就无法落下一只脚，要从那木凳上走下来，你必须一连拿起五到六个主席像，才能把双脚落下来，而你往前每挪一步，又必须把后的主席像放回到原儿。而这当儿麻烦就来了，你记住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主席像的位置在哪儿，你却无法记住这些主席像的方向朝哪儿。它们几乎没有两个相邻的方向是相互一致的，且每个和每个的方向差别不是正东或正西，正南或正北，而是正东或东北一儿，西南和东南一儿，再或东南和西南偏北一儿。那挨立成四波纹的主席像，仿佛是一片革命的八卦阵，走去你若不知那秘诀你就决然不来。我和红梅彼此相望着，谁都没说话。好在那个季节还不到盛夏里，闷还没有如蒸笼样把我们笼罩着。在黄昏后（也许是黄昏后）的静寂中，我们没有听到城里工厂的隆隆声，也没有听到城郊铁路上每天夜里通行的运煤的火车汽笛声（难忘的城郊铁路啊！）我们隐隐嗅到了田野的腥味，像丝绒样从门、窗挤来，嗅到了似乎有烧砖瓦的窑味夹在那田野的气息中（或许是田野的气息夹在砖窟的硫磺气味中）。我看不见我的脸是啥儿，可我看见我的心又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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