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的样。

但他的那颗心放不下。他想给龚长庚的家里打一个电话，问问他的夫人，犹豫了好久，几次拿起手机，又几次轻轻放下。也许这还不叫无为而治，但静静地等等是他可能有的最好选择。打电话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一切听之任之吧。夜里，他到呼困难，睡不着，就给肖如玉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病了，突然生病。在知他已经住县里的医院后，肖如玉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要不回来？不回来也好，你安心治病，不要想那么多，龚长庚的事又不是你的事，还能让你去坐牢？最多不当你那长就是了。”

邓一群关上手机，睛盯着天板，听着日光灯发细微的嗞嗞声响，脑里一片空白。女人，真是什么也不懂。他怎么能好端端地不长呢？坐牢，他是够不上的，但他不能没有政治前途。没有了前途，那么他邓一群这么多年的努力什么？她对他一定已经失望了，电话里的肖如玉也表现对他的关心的样，但却并不希望他回去。那么，这里面还谈得上什么关心和温情呢？他觉，他们的夫妻之情就像纸一样地薄。

万念俱灰。邓一群是个很情绪化的人。龚长庚这一倒，他想他这一生也就完了。下面的厅长对他不可能再有所关照了。他越想越害怕，而他这害怕能对谁说呢？连对肖如玉都不能说。

肖如玉本不理解他，他想：要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一意思也没有。她对他事业上再也没有一的帮助。他恨不得丢掉她。离掉她，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

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觉什么，更主要的是神上的痛苦。

在县医院里，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那些人知他是省里的，对他特别地客气。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除了鲜，还带了很多营养品。那些营养品堆在床都快成了小山了。乡里的也都一一来探视。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别人对他越是客气，邓一群越是心虚，他想：今天，他还没有问题，大家对他还客气，明天，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的事情说了，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把他送红包的事情说了，他在机关里是什么样的形象，还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尊重吗？说不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会来传讯他。

他整天就在这惴惴不安里度日。

他给大舅肖国藩打了电话，询问情况。肖国藩让他安心养病，说你这样是最好的，要是在机关里倒不好办。签报发票的事情，到时追查起来，你是可以推掉的，毕竟不属于行贿，最多只是违纪。下级服从上级，你也是不得已。而关于那一万块钱，肖国藩说，那本不算什么。纪委要是查这样的小账，那永远也忙不过来。邓一群心里稍稍安稳了些，三件担心的事去掉了两件。本来他还想把另一件担心的事告诉他，但他想想又咽了回去。肖如玉知倒还算了，要是让她哥哥知，免不了挨骂。

邓一群的心里非常不安，他知苗组长已经把他生病的事告诉了机械厅，但机械厅却迟迟没有来人看望。

我完了。他想。机关里一定已经知了我和龚长庚的某些特殊情况，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下他们要的，正是如何把我搞掉。他妈的，完了，真的完了。他多么悲哀啊！他的情绪落到了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