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的痛，我说爸爸呀，你把我的手得太了！可爸爸突然转过来，满脸都是泪。他蹲下，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即便是蹲下，他还是比我要很多。我看见他原先黝黑发亮的鞋好久没有了，而且一只鞋的鞋带已经松了，可他没有发觉。

坐在吉奥餐厅的面包房里，坐在漂亮的松枝和彩带搭成的大的拱门里，我很快就把那份冰淇淋吃完了，爸爸呆呆地看着我，笑了一下，说：“小，你想不想再吃一份？”我赶。爸爸就朝面包房的侍者勾了勾手，又买了两份。一份在面包店里吃完，一份带回家。我现在早已忘了冰淇淋是什么滋味了，可我还记得爸爸的手。它是那么大，那么温！

你恐怕也记不得了，我到县里上班的第一个周末，正碰上单位聚餐。钱大钧多喝了几杯酒，就起哄说让我叫你一声爹。我原以为你一定会发火的，可你并没有发火。我记得你当时没有，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端着酒杯看着我笑。我当时想，要是我真的叫一声这个人爸爸，他大概也不会十分地生气吧。这个小小的秘密被我藏着掖着，多少年来也没有叫，渐渐地它真的就成了一个秘密。直到有一天，这个秘密被另外一个更加疯狂的秘密所取代…

唉，真是异想天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察觉。可当我意识到它的存在，自己也吓了一，这个秘密就像一块糖，在嘴里，时间一长，它自己就化了。你还记得两年前那个下着大雨的下午吗？雨到下班时还没有停，我们都没有带伞，被大雨困在了办公室里，窗玻璃上的像一张哭泣的脸，我们有好一阵找不到话说。后来你忽然问我，将来有什么理想，有什么打算，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想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隐居，你着烟——那包烟还是我剩下的，二五分钱一包的大生产，你着烟，笑着问我：“你又没有犯罪，嘛要逃呢？”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反问：“你怎么知我没有犯罪？你怎么知我将来就不会犯罪？”现在想起来，这句话真是一语成谶！我常常一觉醒来还会梦见这个傍晚，梦见我用一未卜先知的吻断然对你说“你怎么知我将来不会犯罪？”后来天就黑下来了。办公室里没有什么人。我当时心里真的就盼望着这场雨不要停，永远不要停！一直湖天海地地下下去。假如那场雨一直下个不停，你会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在办公室过夜？

我现在闭上睛，就能记起那雨的味、雨刚下时尘土的味、香烟的焦糊味、还有桌上那盆墨兰残存的香气…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你让我什么时候去小岛隐居前，跟你说一声，你说要跟我一块去。你还说…哎，还提这些事情什么？你当然可以辩解说，你当时在开玩笑，随便说着玩的。你大概是看着我傻，忽然变个主意来捉我一下，然后心里偷偷地笑，是不是这样？那些话，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现在都在黑暗中闪着亮光，就像库下面的捕蟹灯，闪闪烁烁。那些话你说过之后，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拿它当了真，从那些离开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字句中去寻找什么凭信…

十月十七日。

以上的分是半个多月前写的。昨天我已经被一辆装石的解放牌大卡车带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临泽。这个地方正在筑路。工地上到都是蚂蚁一样的筑路大军，他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简直成了一锅粥。带我来的卡车司机把我介绍给工地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很轻易地混了筑路者的队伍之中，并得到了一份工作。据说，这条公路将来要作为打仗时飞机的备降跑，因此路基筑得又宽又厚。我的工作是砸石。将从采石场运来的大石用打铁的大榔将它砸碎，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再将这些石敲成铺路的石。晚上，我们二十多个工人挤在一个窝棚里，除了三四个女的之外，其余的全是男的。彼此之间都不认得。我刚敲了一天石，两个手的虎都被震裂了，秋风一，沙沙地疼，连笔都握不住。

我睡觉的地方原先是一块玉米地。床长着一棵瘦弱的玉米，四周围着塑料布。可有电灯，我可以坐在床铺上给你写信。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店，不知哪儿才有邮局。到了十一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成群的大雁向南飞去，嘎嘎地叫着，叫得人的心都揪起来了。不过，我还真的有喜这个地方。秋的时候，天很蓝，白云很厚，到都是成熟的玉米。在工地上活的人，彼此之间都不知对方的来历，也没人打听，在奔命的路上，我还是第一次到这么安心。尽指挥的音喇叭天天都在广播，说要抢在十二月底之前通车，可我希望这条路永远也修不完。这样，我就可以在这里合法地一直住到死。

刚才，那个带我来临泽的卡车司机又来了。他说他来看看我，一猫腰就了工棚，直奔我的床前。他用满是油污的手递给我一甘蔗。我笑着对他说：“我这儿没有刀，这甘蔗怎么吃呢？”他也笑了笑，说：“那好办。”一把把甘蔗拿过去，用牙齿将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再递给我。吃甘蔗的时候，我顺便问他这附近有没有邮局。他说：“你是不是要寄信？这样吧，你把信给我，我在去采石场的路上，帮你寄掉。”他还开玩笑地说，如果路不远，他甚至可以开车直接把信送过去。我到底没敢把信给他。他的眉、材、说话的语气，怎么看都有像我们县上的司机小王。

对了，那天晚上，我杀人之后，先是跑到了甘亭附近的一大片甘薯地里，把沾上血的衣服脱掉，在渠边坐了半天。我本能地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或是找个人商量一下，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小王。有一年元旦，我们一帮人去过他的单人宿舍包饺，我知他住哪儿。我一路狂奔着，找到了他的家，浑发抖地敲了门。他穿着红背心短，起来开了门，了睛，一看到我，顿时来了神，嘻笑脸地对我又拉又扯，满嘴疯话。他一边让我钻到他的被里去和和，一边问我了什么事，怎么披散发的，看上去像个女鬼。当时天快要亮了，我没有时间跟他磨嘴，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杀了人，能不能在他那儿先躲一躲。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可当他从上到下又把我细细地打量一遍之后，他的笑容就像冷猪油一般在嘴上凝结住了。他的小珠也不会动了。他穿着短背心，坐在床上发抖，就像打摆似的，那张铁丝床被他抖得当当作响。

经我这一吓，他又开始用成语了。他是个小胖，我第一次知他的脯上居然有那么多的膘，像个女人似的。那膘也一嘟噜一嘟噜地在颤抖，嘴里狗不通地嘀咕：“难以费解，难以费解，简直令人难以费解！”

接下来，他基本上像个傻。我说什么，他就重复什么，就像是个回音似的。我说，你大概不会去报案吧？他就说，报案！报案！我说，你能不能先去打盆，让我洗一洗？他就说，打盆！打盆！我说，你有什么净的平常不穿的旧衣服，让我对付着穿一下，他说，旧衣服！啊，旧衣服！我当时真的给他气急了，冲着他大叫起来：“你他妈的别抖了！”他说“噢，不抖不抖。你刚才说什么？”我当时有一个预，要是我再在他那里多呆几分钟，等这小回过神来，我八成就走不脱了。他一定会下楼报案的。我就故意问他：“你总不至于会我去自首吧？”小王说“自首自首，理应自首。桑榆已逝，东隅未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援朝，保家卫国…”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从小王家来，我看见天边的树梢上空，曙河已开，天看就要亮了。我哭着，在空的路上横冲直撞。心里忽然想到，要是我刚才跑到你家去，你会怎么对待我？我完全不敢想下去了。直到现在，我有时仍不免会这样想，当我的这些信落到你的手里，你会不会把它给公安局去请功，让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来抓我？会不会？你被免了职，正需要立功赎罪的机会，以便东山再起。要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也认了，死在你的手里，我也心甘情愿。一个没有任何留恋的世界，我即便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用？佩。十月三十一日。

6

家舍虽有几分云遮雾罩般的神秘，可在谭功达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很难想像一个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还会有什么烦恼。谭功达在这里呆的时间越久，对家舍的钦佩与留恋也越来越。看起来，那个三十八军的郭从年简直就是天才！只可惜这个人躲着不肯见人。一开始，谭功达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四打听他的行踪。后来，一个放学回家的儿童团员告诉他，在家舍，每个人都是郭从年。仔细一想，这话还耐人寻味的。

在谭功达的烈要求下，他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劳动许可——他被编第七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组。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劳动组织，从事什么工作，是十分自由而随机的。几个月来，他学会了给桑蚕打草龙；乘着小船，去池塘里夹塘泥；培植浮萍和生；维修公社剿丝场的蒸汽锅，割稻、犁地、扬麦，样样在行。甚至，他还报名参加了田间地巡回文艺表演队，学会了在当地颇为行的文艺表演形式——三句半。那首三句半，是用来讴歌家舍一个名叫雨的女赤脚医生的，题目叫“赤脚医生向”他负责说最后的半句，并敲锣。

可是，他的夜晚是愁苦和哀戚的。看着墙上那张地图，想像姚佩佩的行踪所铺展的泥泞而崎岖的路，有时他整夜整夜地无法眠。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那是一条被光下的事所遮盖住的幽僻的路——我们每天都走在这条路上，却浑然不觉。他一度异想天开地打算从化家舍消失，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临泽，与姚佩佩见上一面。他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亡，从此踏上那条用求乞铺成的不归路。当然，他也只是想想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疯狂的反悔、自责、羞愧和恐惧，以及难以名状的自我折磨。为了驱散夜晚濒临崩溃的疯狂和分裂，白天他更加卖力地活。由于表现优异，有一天，家舍的有线广播员竟然播了一篇赞扬他的通讯稿，那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完成的，标题就叫作：《夸一夸我们的巡视员》。清晨或黄昏，当谭功达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瞎转悠的时候，远远一望，简直就是家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这天上午，谭功达和几个包着白巾的老太太正在打谷场上用连枷打黄豆，看见驼背八斤像个金似的，通过栈桥朝这边走来。他走得很快。八斤好不容易爬到打谷场上，汗浃背，息未定，可他居然还能以金独立的方式，用烟袋锅敲击鞋底，把烟屎敲落，看得谭功达目瞪呆。

“你们家来人了，快回吧。”八斤照例咧开厚厚的嘴，齿一笑。

听说家里来了人，谭功达浑打了个冷战，怔怔地看着八斤神。他早已忘了自己在梅城还有一个家！忘了张金芳！忘了拖油瓶的腊宝！忘了临走前才生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他跟在八斤的后，一直走到涸的湖边，才想起那孩名叫端午。他是端午节时生的。

张金芳带着两个孩正在厨房里坐着吃饭。边的桌上摆着一个大大的布包裹。腊宝似乎突然就长了，布上衣改作成的已经吊在上，了一大截小。他张着嘴，嘴里满了白米饭，正用陌生的光打量着自己。张金芳的睛被西风得红红的，也不看他，抱着孩，把嚼烂的饭吐在汤匙里，再喂给手中的端午。

谭功达朝母俩走过去，拨开军大衣的衣领，用手指弹了弹孩圆嘟嘟的小脸。那孩一下就笑了。张金芳用胳膊了他，满脸不兴地说：“哎哎哎，你先去洗个手好不好？满手的尘土，小心迷了孩的睛。”谭功达赶掸了掸上的灰土，走到屋角的缸边，舀洗手，却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了一声，：

“嗬！你一个人在这过得的嘛，怪不得半年多了也不给家里写个信，白的米饭不说，还有甲鱼汤喝。”

八斤听张金芳这么说，赶“嘿嘿”地笑了两声，解释：“白米饭倒是不假。这个甲鱼汤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这回来，正赶上我们这儿围湖造田，湖底的了，鱼多得吃不完，吃得我和老谭都腻烦了，睛鼻里边都是鱼。”

随后他指了指地上的一只脸盆，又：“我今天早晨在湖底转了转，不一会的工夫，就捉了这么一大盆泥鳅。晚上我给你们烤泥鳅吃。”说完，仍是笑眯眯的走了。

谭功达并不急着吃饭，而是从上衣袋里夹一只瘪塌塌的烟来，用手了，上火。半年多没见面，他和张金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金芳的神看上去也不太对，泡都了，不像是给风的。腊宝吃完了饭，就蹲在地上，去拨那盆泥鳅去了。

“你怎么忽然就来了？”谭功达讪讪地说。

张金芳把睛一瞪，不耐烦地：“我不来，都霜降了，你哪来的衣服过冬呀？”

谭功达没有吱声。他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丝不安：霜降一过，天就该下雪了。也不知姚佩佩上有冬衣没有？问题是，他现在也不能肯定佩佩还在不在临泽筑路。

“大半年了，成天盼星星盼月亮，却没见你寄一分钱回来。就是这次来家舍的旅费，都还是连生给掏的。”张金芳微微侧过来，嘴里数落着。

“我的工资要到年底才发，你又不是不知！”谭功达说“你说的那个连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