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也发誓不怕神的考验。另一婚礼是在家里或饭店举行，请来之亲朋越多，宴席的开销越大，新郎新娘便越多荣耀。然后叩拜列祖列宗，请他们放心：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已经搞到。这也是一象征，是家政取代情的象征，是求繁衍的动尚未化成求神的动的象征，或是神动退化为经济动的象征。这样的动终有一天会对生命的意义发疑问，从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使政治和经济也萎靡不振。

因为信仰必须是神的，是超世务的激情，是超德的奇想。

我很怀疑“内圣外王”之可以同时是哲学又是宗教神。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终仍不失为非理非实用的学术。我很怀疑在这样的哲学引导下，一切知识和学术还能不臣服于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独立地位。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不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源。我怀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治政，我怀疑单有严谨的政治而没了激情和奇想怎么能行。

我不怀疑，艺术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怀疑，男人是的女人也是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但双人是一病，不也不能生育。我不怀疑，相悖相承世界才妙地运动，失调即是病症，不分则是死相。我不怀疑，宗教神、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

如果宗教神丢失了，将怎样重建呢？这是个难题。它既是源于生命的望，又怎么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来，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们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笑）？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先问问：它既是生命的望，它又是怎么丢失了的呢？

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人们虽不知共产主义将怎样一步步建成（有科学社会主义，并无科学共产主义）。但这绝不妨碍人们真诚地信仰它，人们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说服，因为它恰是源于生命望的好理想，或恰与人们望的好理想相同。但后来有人用一错误的政治冒名替了它，并利用了人们对它的诚为自己谋利（譬如四人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变成了一个坏迷信，结果人们渐渐迷失于其中，不但失去了对它的信仰，甚至对真诚、善良都有了怀疑，怎么会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盘散沙？那么正确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吗？

（正确的家政可以代替情吗？）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来它们是运用着两不同的方法和逻辑；二来这样容易使坏政治钻空（就象未经法律程序杀掉了一个坏，便给不经法律程序杀掉十个好人和一个国家主席作了准备那样，给“四人帮”一类政治骗留了可乘之机）。三来，人们一旦象要求政治的科学和现实（要实现）那样要求理想的幸福乐园，岂不是政治家给自己难题？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什么理想一定要实现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也是一个理想。理想从来不是为实现用的，而是为了引着人们向前走，走一个好的过程。这样说倒不怕人们对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则他必得设置一个经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望使之然。不要骗着他活，那样他一旦明白过来倒失望得要死。让人们自由自在地活，人们自会沉思与奇想，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来越好越崇，从而越加激励了生命，不惧困境，创造不止，生本能战胜死本能，一切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才会充满朝气，更趋彩完，一伙人群才有了凝聚力。当人们如此骄傲着生命的壮之时，便会悟这就是理想的实现。当人们向着生命望的境界一步步走着的时候，理想就在实现着，理想只能这样实现，不必抱歉。

这下就有明白了，重建宗教神得靠养，让那被掠夺得已然贫瘠的土地歇一歇重新沃起来，让迷失了疲乏了的人们一气自由地沉思与奇想，人杰地灵好运气就快来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块渴望着沃的土地，文学就是这样的自由沉思与奇想，不要以任何理由掠夺它、扼杀它、捆缚它，当然也别苗助长。不知这事行不行。

九、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在无路之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嘛用？

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规定人家怎样探索，哪就脆说你不想让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权利被垄断，就又快要成为坏迷信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也许正是应该把文学指路引到迷茫无路地找去，把文学探索创造的权利完全承包给文学。对创造者的尊重，莫过于把它领到迷和死亡之谷，看他怎么走来怎么活过来。当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儿。除此之外，作为作家就不再需要别的，八抬大轿之类反倒耽误事。

禅宗弟活得迷惑了，向神宗大师问路，大师却不言路在何，而是给弟讲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讲悖论，悖论实在就是智力和现有学问的迷茫无路之地。大师教其弟在这儿静悟沉思，然后自己去开创人生之路。悟就在你脚下，创造就在你脚下，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学问能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