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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很简单，这是贫困造成的，与质量无关。

革命军人驻上海后，虽然了，有很大一分还过着相当艰苦的日。照理，他们的薪在当时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满，又要抚养一个不小的家，情况就很严峻，这位吴先生就属于这情况。我还记得学生时有一年节给各位师长拜年，其它老师家都会端一糖果，而他家端来的却是一小碟“炒米”可见家境拮据。

他用几十年前军人时的一声“报告”不经意地提醒我，他一直于军人般的清寒之中。这样的事情本来我只需同情，不必负责，但他向我“报告”了，因此又不经意地提醒我，从此，这个院落里的很多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人际关系，并不是我想简化就能完全简化。你看这位吴先生，差一就要接受分和批判了，而且，说起来，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来消除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这个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斗争和批判。

吴先生走后，我又站到了窗，再一次看着这个不大的院。熊佛西院长多么想让这里变得葱茏整洁、文明雅致，但结果呢，多少呼啸、狂喊在这里发，多少冤案、惨祸在这里产生。我又沈陷到那血泪斑斑的岁月中去了，当时，这间屋是造反派的司令，后来，是所谓“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办公室。

现在总算安静了。

能一直安静下去吗？

能现熊佛西院长理想中的世界吗，连门都要轻轻敲三下？

正这么想呢“笃、笃、笃”三下，真有人敲门了。

已经受过“报告”的惊吓，这下我从容了，松松地叫一声：“来！”

我扭一看还是站了起来，来的是导演系的薛沐老师。

薛沐老师与我私很好。在那么多老师中，熟悉学院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节、重要人，却又能不掺杂自己情作冷静评价的人并不多。导演系却有两位，一位是胡导老师，一位是薛沐老师。胡导老师我接较少，但我每次发言和报告时只要看到他在场，总会特别注意他的表情，因为他历来最为客观、公正。薛沐老师曾多次与我相伴到外地讲学，客舍空闲，时时长叙，无话不谈，便成密友，尽在年龄上他是我的长辈。

他受过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时期，学院内一位清室弟疑甚多，被人揭发，蒙冤狱，他受不住供，胡代说，曾与薛沐老师和陈古愚老师一起图谋成立一个地下组织迎接国民党回来。幸好这份代破绽太多，没法定案，但薛沐老师已成为可疑人，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它揭发，就被划为右派分。右派分在“文革”中的遭遇，当然不必细述。历尽如此灾难他还能保持冷静，真是难得。

“开得非常好。”这是薛沐老师对我上任的称赞。“我看来了，你在转换一个本的思维。过去历届的领导想的是，重新评判历史，你想的是，彻底了断历史。”

“到底是你辣。”我说“但是，有了他们的评判，我纔能了断。不了断，老评判，没完没了，只能延续灾难。只有了断，纔是对过去的最大评判。”

“是啊，解放初期斗争最卖力的人，反右斗争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在“文革”中又成了黑党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对造反的，很快被批判为反对革命路线；支持造反的，工宣队一来又成了五一六分…闹来闹去，活像一个盘转，全都成了牺牲品。只有一帮特殊人一直活跃，那就是永远在揭发，永远在批判的人。你把盘转停住了，他们就没有空间了。”

薛沐老师这番话，又一次表现了他众的冷静和叡智。

“薛沐老师，你讲得很好，但我主张的了断争斗，并不是我的发明。你没听说邓小平一再调“不争论”的原则吗？这就从本上阻断了那帮以争论为业，以批判为生的人的很多门路。我们也要阻断。”我说。

这时，薛沐老师伸一个手掌，在我的手背上，说：“我今天找你，是想主动要求在全院大会上发个言。这个发言的题目是《我们过节了，我们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这是他对我的声援，连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

薛沐老师的发言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他那次关于“盘转”和“特殊人”的谈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