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你。”说着，转就从一个屉里拿了侯先生的毕业证书，用双手郑重递给他，并与他握手。侯先生不断谢。

我知这事后当面赞扬何添发书记：“你把造反派司令的毕业证书放在手边，时时准备补给，这事很有象征意义。这是一段历史的“毕业”，而我们是颁发者。”

一次我去广西讲学，报告结束前有一个中年男站起来提几个平很的学术问题，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诉我，他是该省级的术设计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只是一直有人揭发他过造反派，因此无法提级、重用。

我问了这个设计师的名字，一听大吃一惊，原来是他，我居然没有认来。当夜，我就找了该省文化厅的周厅长说了一番话。我说：“他过造反派常委，我当时属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无缘相识，但今天却要以学院院长的份郑重证明，他没有过任何坏事，而且早早地贴声明退了造反派。他年岁比我大，已经是一个发斑白的老人了，惩罚了那么多年，够可以了。别再听那些没心的揭发者的话了。”周厅长不大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绑来这位设计师到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名要我剪彩，我二话不说，立即前往。

同样，我向山西电视台陆嘉生台长为一位从我们学院毕业但我却不认识的优秀编剧开脱，认为他虽然如揭发者所言，曾在造反派报纸上写过几篇应时文章，但他那时的『左倾”观绝对不会超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因此，他毫无责任。更何况，他后来的全剧作都充满了人的光泽。我们难要用他早年的几声追随，来抹杀他成熟后的几十万言作品？

由于有人揭发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时参与批斗过老师，他现在在报社的工作都产生了问题。我们学院无权证明每一个学生在初中时的行为，而且这位学生也没有向我们求助，但我听说后立即以院长的名义给他们的社长丁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算下来，他上初中时还只有十四岁。如果一场民族大灾难要一个儿童来分担，而且分担几十年，那就证明，灾难还在延续。”据说，丁社长在编委会的全会议上朗读了我的这封信，结果皆大喜。

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汪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报考了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正准备录取，就有揭发信说他有政治问题。我当时已经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亲自赶到那所中学调查，中学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划为“现行反革命”的。其实，那只是他为了锻炼英语听力而听英电台广播。这个结论终于推翻后，那所中学里又有人揭发，这位老师在“文革”初期也参与过批判会。对于这永无尽的揭发我很愤怒，再一次赶到那所中学质问：即便是他参加了那次批判会吧，两小时，但怎么不想一想，你们在“收听敌台”的事情上斗争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现在这位汪先生早已成为国一所大学的资教授。他执意要走，因为他对揭发、批判还是有一后怕，又有一预。他走前我还想去劝阻，他说：“很难说不会有政治大，因此还是会有很多人溅了脚，又总会有一批打手现，把溅了脚的人一个个拉来，让他们脱了鞋挂在脖上示众。没有人敢说，责任不在脚者，而在大。”

汪先生所说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师说的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特殊人”他们是灾难的扩大者，既在灾难中趁火打劫，又在灾难过后到扒挖。他们让人联想到月黑风之夜的盗墓贼，盗掘着一座座历史的坟墓，使我们的土地到坑坑洼洼，一片狼藉，臭气弥漫。

家乡吴石岭上盗墓贼的行为，我从小就知。

顺便，我还打听了一下金牙齿的下落。他还在一家图书馆里打杂。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谢改革开放了。可能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并不清楚，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压在无数人上有三座大山，一为“阶级成分”二为“社会关系”三为“历史问题”只要是城镇居民，很少有人与这三座大山完全无关。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远近牵连，曲折盘绕，总有影笼罩。这就为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留了辽阔的钻营场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胡耀等领导人用“摘帽”、“改正”、“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雷厉风行地轰毁了这三座大山中的大分，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解除了积压几十年的负担和恐惧，能够轻松地人了。据正式公布的统计，其中计有三百多万、右派五十多万、地主富农四百多万、资本家七十多万，如果把他们的亲族和社会关系算在一起，牵涉到全中国人的多大比例！如果没有这一系列重大行为，后来火朝天的改革开放是无法想象的。

败多人一时简直难于相信，从此再也不要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祖父曾经在乡下买过十亩地而一年年检讨自己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了，再也不要为妯娌的表兄抗战以后到底是去了台湾还是去了缅甸而一天天担惊受怕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年轻时曾向一家由后来被划为右派分的学者主编的杂志投过稿而一再忏悔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在中苏关系友好时参加过某个俄文翻译组而是否有了『苏修间谍”的嫌疑不断懮虑了…这“再也不要”的舒畅，无以言表。

我说轰毁了三座大山中的大分，是指“阶级成分”、“社会关系”这两座大山的全，以及“历史问题”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确实不多了，其中大半属于“文革”的“历史问题”因此，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几乎已经没有多少活动空间，最多，再在“文革”的“历史问题”上咬嚼几，已经了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