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说全上缴了，又反反复复地说我的好话。后来，我又继续查缉，穷追不舍，终于，有关领导门和司法机关在我的烈要求下，了不少周折，在一个角落查到了当年夏某他们上缴的所谓“材料”有关我的，还是这三条。他们读了几遍，不知所云，瞠目结。但我估计，我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坏了。因为后来据看过这份“材料”的几位负责人告诉我，既看不任何问题，也看不任何幽默。

就在我当时以轻松气“自我清查”之后不久，北京一位叫张云义的军人一连几次来上海找我。他是当时北京一位副总参谋长的女婿，代表国防科委的王素之将军，动员我到军队工作，去北京。

这事使我很惊异。原来，王素之将军一度曾到上海领导过清查工作，知我的一些情况，回北京后对我的政治判断和为人态度越来越有好，执意要调我。

张云义先生说：“你受了很大委屈，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上层人事上比较复杂，考虑大局只能向前看了。军队调你，立即给你一个象样的级别，正团级，就是为你恢复名誉。”

听了这番话我被王素之将军的负责神动了。他只是来过这么一段，也没有再过问后来的事，却一直记着，尽自己所能，给一个远方的年轻人返还公。

我对张云义先生说：“请代我谢谢王老，但调我却不必了。现在我已找到岗位：为中华文明的重建事。在这个岗位上，是否恢复那名誉，并不重要。”

此后，张云义先生还来我家四次，他们调我之心一直未泯。

张云义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到不安全，所以一辈不放过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受难的很多家，地位更、落差更大、灾祸更。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隐疾。

所谓集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这次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文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沈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试，忙了好一阵。那次招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