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仔细。

这拥挤状况对他这一级别的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觉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个床边坐下，关切地问：“你的事，我后来没时间过问，现在一切还好吗？”

说着他瞟了一范、王两位老师，在犹豫要不要在他们面前谈过去的事。

“我现在专心教书、写书，算是回家了。”我顺手指了指两位老师，把重音放在“回家”两字上，表示我们亲如家人，尽说。

车长一笑，说：“我倒是几次想起你最早对我说的话，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运动。这不容易到。我们党，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说：“事实又一次证明，这样的运动一定会搞，甚至颠倒。”

车长说：“颠倒只能一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我说：“问题是通向公正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例如，我当时突然被清查，他们一定向您汇报过，一是我议论了主席，二是我给天打了小报告。议论主席的事现在不用说了，可您知不知，那个小报告，是车间工人的集签名信？”

“车间工人的集签名信？”车长有吃惊。

“他们批评的对象，只不过是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而且，信是从邮局寄的，谁也不认识天和他的秘书。”

“邮局寄的？”

“我只是帮了一位残疾人的忙，这算什么小报告呢，居然一闹两年。”我说。

“嘣！”车长一拳砸在床柜上，还骂了一声，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吓了一。本来我还想讲讲与这位残疾人的关系、讲讲当年在洪中以填堵堤堰决如何冻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的往事，见长已经发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后几年，我经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讲学邀请，一次次去长沙。车长一听到消息必定主动来看我，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几天时间为湖南戏剧界的朋友讲完《戏剧审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神》，就告诉前来看我的车长，岳麓书院必须保护。

“岳麓书院我去看过。是主席、蔡和森他们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革命传统纪念地。”他说。

我说：“其实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朱熹在那里讲过学。我这次去，发觉那里只说现代革命，不提朱熹他们…”

“朱熹，是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吧？”车长疑惑地看了我一，但很快就笑了：“对，先保存，再评价。”

说完岳麓书院，我又随提议这个省还有一些曾经被整惨了的老一代戏剧理论人纔，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举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现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为例。

几天之后再一次见面，我又向他转述了一位姓李的诗歌评论者告诉我的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帮助。他在小本上一笔一笔地记下了这位李先生的名字。

正说着，文化厅的朱静民先生来了，他看见车长坐在我的房间里已经很吃惊，没想到车长顺着我们刚纔的话题对朱静民说：“我们湖南，再也不准任何人去整文化人了，不以什么理由！”朱静民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