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看来了。”祖母说“我不问。你们的事我也不懂。懂也不问。因为烦心事不能多说，说一遍就长一分，帮了它。”

我，真像是在倾听金匮秘语。

“遇事只往底里想。”祖母说“它到底能把我怎么样？真的怎么样了又能怎么样？能关我吗？你爸爸关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能饿我吗？我们全家饿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别的还在乎它什么！”

“只是有气。”我已经说不响亮了。

“我知，气恶人太恶，气世事不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气，恶人当然会恶，世事从来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气都没法气。你看我十个孩死了九个，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气谁？”

败雄辩。

『要不，还去乡下躲一阵？”祖母开始为我设想办法了。

我说：“这次下不去了。有人说我反对主席，我要是躲到乡下，会被抓回来。就像前几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他们会来抓。”

“那又怎么样？”祖母还是那气“他们也说你爸爸反对主席呢。我算过了，到了间，主席最生气的就是他们。他一定会亲自审问：为什么要凭空造那么多反对我的人，败坏我的名声？”

说到这里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冯岗先生还是经常找我谈话，派人来通知的时候非常严肃，等我到了之后把门一关，便耸耸肩，给我一个愉快的表情，几乎不再谈清查的事情。

“我女儿昨天讲起你“文革”初期对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错哦！”他说。

改天，他又告诉我，他家对窗的邻居是我中学的同学，叫张智，一个中学教师，一有

机会就向他打听我的境，非常关心，还对我的人品作了保证。在政治运动中为中学同学作人品担保，也真够冒险。

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有憎是非，却又如此谨小慎微，为什么？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那些翻云覆雨的人，为什么不与他们针锋相对？一度，我甚至对他也有生气。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语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释：“搞运动就要鼓励揭发，鼓励揭发就无法提防诬陷，诬陷一旦落实成文字，再大的也没有办法帮你掉，这好像已成为规律…”

我问：“历来的这运动中，有没有惩过诬陷？”

他说：“很少，几乎没有。”

老人的内心，比我还悲观。

写作组系统的另一位老人比他乐观，那就是老资格的哲学家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为老也翻阅过揭发我的材料，一天在一个堂拉住我，说：“相信我，你没有任何问题。”说着他举起了有伤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战争时我在山东老区受到审查，拴着大拇指吊在梁上。后来事情清楚了，我用这只手写黑格尔《小逻辑》阐释。”

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运动经历的年轻人勇敢多了。有一次在堂排队，我前面隔着一个人恰懊是那个镶金牙齿的揭发者，他正在与另一位清查组成员谈话，边上突然冲过来一个二十的女孩，在我边站定，憋红了脸大声对我嚷嚷：『别怕，余秋雨！我已经知真相“文革”结束了，看他们还能胡闹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