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好一。”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跋上说：『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激地。不是激他的主意，而是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有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了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纔了问题。”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纔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你几岁？我几岁？”

当时的我，不怕受难，只怕受气。

不像现在，连受气也不怕了，甚至连气也不受了。

那天从冯岗先生的办公室里来，我显然是气坏了，满都是一个镶着已经发铜绿的金牙齿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面影。

他沉默寡言，满脸老实相。你如果拿着他写的那一迭揭发材料去责问他，他一定先表白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个人恩怨；然后再谦虚地声明自己很可能听错、记错，诚恳迎被揭发者指正。最后，他希望你也能揭发他，大家一起正视历史，轻装上阵。

听起来句句有理，但正是这样的平淡言词，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无数血泊荒坟。

人一被气愤所裹卷，就很难注意周围的一切，我突然发现，已到家了。是怎么上车、下车、买票、换车的呢？竟全然不知。

抬看我家二楼的台，依然是那丛蓬的夹竹桃。祖母没有像往常那样，站在那里看街景。

想起祖母，我觉得应该平一平心境，便不家门，先到昌化路、安远路绕一大圈。告诫自己，绕圈时决不能去想金牙齿的事，把气愤在小路上甩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