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锺就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了，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天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天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摸象”这个成语的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长知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摸墙，我是瞎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长了。现在我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他。他代表领导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都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和“积极分”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纔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不再说话。

看得，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泽东主席的言论。这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项目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了一个黑。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的度？在此我要地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了我“议论”泽东主席的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