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车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藏书。比较堂皇的是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分。车长与其它不同，还加了一《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全一。这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上了问题，因此要一一“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便是一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这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长这样的老来说，最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还有一些新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纔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烈的，是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泽东喜《红楼梦》。记得这片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它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兴，觉得找到了一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及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沮丧，笑了笑，说：“我知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象话，在别人的名字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