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坦从容、满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在伸起双手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

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不满，哪怕是说：“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车的目光都“刷”地对准他，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贼嫌疑犯。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了，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对车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理员，急于开刀的医生，但是，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

只有在发现提议“对开”的对手是瘦老的时候，这方的态度纔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路边瘦老不可惹”当然不是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从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情报。”

“十元！”失主回答。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没有偷，不仅对自己和别人的权利、尊严毫无兴趣，甚至对于真正的窃贼也没有气愤。如果这事发生在夜间，车上几个聪明人就会向售票员提议，把车厢的灯关闭一下，让那位错拿了别人夹的先生有机会把夹扔在地上。这提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夹。这是提议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还是别人扔的，谁也不兴趣。因此，在这样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窃贼的意识。

“不识字的祖母。”

但是，由于在车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围观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对正在开始的清查运动担懮起来。

不的个，白的发，浑的力，车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被人改了。他说，在那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勇敢。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站下车后对打时，车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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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每站不停，开分局！”售票员立即作了决定。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说：“那就要请您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幸好今天没有遇到，否则，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静安分局、闸北分局还是虹分局，赶不上车长约定的时间了。

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售票员，我的夹没了！”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十年间结识了一些海军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班级里的一些弟，也可能自车长他们接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脆把我从会客室拉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谈。一听就知，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的层的情况。

车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里边有多少钱？”售票员问。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那就是不能在车上“对开”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风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面而过。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这样的事，在19路无轨电车上经常遇到，因为这路车的起宜昌路和终提篮桥，都是当时的贫困地区。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