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中国书生中的伪君习气，大多由此而生。

不知当年书生中，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里的记载了。但是，一由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士，一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院玩乐。令新科士们惊讶的是，其中很多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评论等方面都不比自己差。她们只是因为别，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那个题目，你是怎么起、承、转、合的？”女询问，新科士敷衍了事地作了回答。

女听了一笑，说：“起得尚可，承得拙了，转得不错，合得乏力。”士一听，大惊失。他人格的最后支撑，倒塌在他以为没有支撑的女面前。

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詹，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

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题材，而我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士，在他的人格结构，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却可以为情付生命的代价，即便这情的外形象并不雅。

他的死亡，以一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士残缺人格的比照。

六

纵观历史，对科举制度弊病的发现和整治，大致可分为两大截：唐宋为良整治阶段，明清为恶整治阶段。这说起来太复杂，我本想避开，但后来一想，其中有一些内容可能有跨越时代的参考价值，还是说一说吧。

直到今天，选行政官员的制度，还是会遇到一系列麻烦，而很多麻烦是古今相通的。因此，我想带着读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脑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吏尚书、礼侍郎和诸多考官的立场上，看看他们在执掌科举制度时，究竟遇到过哪些逃不开的麻烦。然后，再设地地想一想，有没有排解的办法。

当遇到的一个麻烦，是科举考试要不要与推荐结合起来。

一想，我们也许会断然反对推荐，以保证考试的纯净。但是考试的纯净远不是选的准确。如果选不准确，考试的纯净又有什么意义？

应考者的社会经验和生命状态究竟如何？对自己的判断和期望又是什么？这比书面答卷更为重要，需要靠别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来陈述。因此在唐代，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据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离长安赴洛主持科举考试，临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饯送。太学博士吴武陵在席间向崔郾推荐杜牧，而且当场朗读了杜牧的《阿房赋》。崔郾听了也大为赞赏，吴武陵就直截了当地说：“那就请您让他名状元吧。”崔郾也不隐瞒，说：“名状元已经有人了。”一问下来，不仅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兴，他当即在席间宣布：“刚才太学博士吴武陵先生送来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锴主持科举考试，他平日在当朝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绹，于是在一次上朝时便问令狐绹：“您的朋友中谁最好？”令狐绹不假思索地脱而：“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及第。连李商隐也知自己及第主要是因为令狐绹推荐，就把这一事实写在《与陶士书》中。

这两件事，现在说起来实在有要不得。有趣的是，当时大家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可以朗声推举，可以坦然磋商，可以当众宣布，可以详细记述。但如果不是这样，主考官就不知杜牧写过《阿房赋》，就不会对李商隐的名字产生特别的注意了。好在我们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隐，知没有任何一考试能把他们那样丽的才华考来，因此谁都愿意站来推荐他们。这推荐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说，与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隐去追求公平，宁肯要保留着杜牧和李商隐的不公平。

事实上，那拒绝试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凭试卷决定一切的法，病更多。来应考的人成千上万，试卷如洪翻，阅卷人能够仔细品鉴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阅卷人都上了年岁，时间赶得又那么，看不了多久就会陷于疲惫和麻木，不会从他们里漏掉一个人才的说法，只是骗骗局外人罢了。在这情况下，连考官和阅卷人也极想知一些推荐信息，使他们在试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审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