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得意收敛住了，收敛得十分潇洒。

不过这收敛的内在真实可怀疑。对于多数士来说，考上士使他们到一莫名的轻松，长久以来的收敛和谦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份，可以在社会上表现真实的自己了。

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的例，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昌宇，便立即握笔给昌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意，我可以把它译成白话文：

您现在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位，到那时我会侧过来看您一，你自然会后悔，向我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变态心理学研究的素材。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文词后面的社会普遍。

当年得中的士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五

面对着上述悲剧和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着中国知识分群人格的急剧退化。

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要把科举考试当自己的人生目标。一在唐代就开始行的说法叫“五十少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对科举的投是终的。这样的投所产生的人格恶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

科举像一面大的筛，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致的闸，本想会聚散逸各的溪，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都翻卷得又浑又脏。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机会究竟何时来到，无法预卜，唯一能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想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堂”

历来有这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称赞为“有大志”因此，这已经成为一社会意识形态。

伺机心理也可称作“翻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不满足自然渐，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迷迷茫茫的远，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存在合理的价值选择，不存在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把一切不满上升到官方竞争才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而又天天都在嫉恨。从总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缺少透彻的思维，独立的守，无私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