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之争，不夹杂什么个人利益，因此不伤害对方的基本人格。他们两人年岁相仿，司光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在王安石去世的五个月后也去世了。两颗文化星兼政治星几乎同时陨落的年份，是公元一○八六年。王安石去世时司光已经病重，极悲痛，命令厚恤厚葬之。如果事情倒过来，王安石也一定如此，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了。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乡居的地方与支持司光的苏东坡见面，他不仅亲自骑驴到码迎接苏东坡，而且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两人分手时还相约买地毗邻而居，可见情已经不浅。为此，苏东坡写过一首诗给王安石：

骑驴渺渺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与苏东坡在一起的时日，一起游了南京的钟山。苏东坡的记游诗中有“峰多巧障目，江远浮天”两句。王安石读了就说：“我一生写诗，写不这样好的两句来。”

不错，这是一个有太多峰的时代，因此容易互相遮盖、障人耳目。但峰毕竟是峰，都有远江之眺、浮天情怀。

文官政治的本是君政治。不彼此的政见多么分歧，只要君品不失，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遗憾的是，这情形只现在宋代。其他时代被人称的那些盛世政绩，主要有赖于比较开明的皇帝，与君政治关系不大。

王安石曾写过这样两句著名的诗：

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为君政治的象征。

至于何谓君政治，可看司光的《资治通鉴》。只不过，那里裹卷的权术还是太多。

六

宋代文化气氛的形成，与文官政治有关，但实际成果又远远超越了政治。

文化气氛是一渗透的神契约。渗透到细，可以使绘画灵秀、使书法雅致、使瓷造极，甚至使市民娱乐也抖擞起来；渗透到，可以使东南西北一大群学者潜心钻研，友好论辩，形成一个个准很的哲学派别，最终又众星托月般地产生了集大成的理学大师朱熹。

我掐指估算，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后，那些准的哲学派别开始现。这个时间值得注意，表明一个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着力于文化建设，浅层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后就能看到，而层次的成果则要等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初端倪。准备的时间长一，来的成果也像样一。文化的事，急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