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了解，朱熹又要在层思维之余设计通俗的儒学行为规范，行教化普及。这设计，小而言之，关及个人、家的涵养观瞻；大而言之，关及国家、社稷的仪态程序。他想由此使自己的唯理哲学付诸实践，使天下万全都合理安排。这企图，并没有于空想，而是切切实实地变成了“三纲五常”之类的普及规范，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

在这方面，负面影响也是大的。因为这显然是以一个象的理念压抑了人、否定了个、剥夺了自由。而人、个和自由，在中国长久的宗法理社会中本来就已经十分稀缺。

好在这是在宋代，朱熹的设计遇到了大的学术对手，例如陆九渊、陈亮、叶适他们。这些学术对手所播下的，将在明代开结果，尤其在我家乡的王明手上将爆发一场以“心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为近代思维重要的远期铺垫。顺便说一句，王明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同时代人，他比米开朗琪罗只大三岁。当然，那是后话了。

再回到朱熹。他在公元十二世纪和公元十三世纪叉的当上去世，可见公元十二世纪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灿烂年代。他是在一个中午停止呼的，据他的学生蔡沉记载，那时候，狂风大作，洪暴发，树连起，如山崩地裂，其声震天。

七

在朱熹去世后的十年之内，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人相继去世：一个是陆游，一个是辛弃疾。

提起这两位杰的诗人，立即又让人想起宋朝风雨飘摇的军事危难。

很奇怪，这危难其实所有的人都受了，包括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在内，为什么一到陆游和辛弃疾上，才让人加倍地震撼呢？

我想，这就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区别了。诗人是专门来受时代风雨的。他们捺不下来像朱熹他们那样长坐在屋宇的书架前思熟虑，而总是亟亟走到廊外领受骤变的气温，观察可疑的天。他们，他们细致，他们激动。一有风草动，他们就衣衫飘飘地消失在荒野间了。人们可以远远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不知是呐喊，还是歌。

辛弃疾获知朱熹去世的消息后，又听说有关当局严禁参加悼念仪式。他立即起前往，并致悼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这便是诗人特有的勇敢。如果不是当局严禁，辛弃疾倒未必亲自前往。

这样的诗人，面对外族侵时的心灵冲撞，当然远远超过朝廷战将和广大民众。

因此，陆游、辛弃疾不仅成了宋代，而且也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最利、最典雅的抗战话语的营造者。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慷慨激昂的抗战话语并不缺少，为什么到了陆游、辛弃疾那里，便达到了难于企及的度？

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一遍遍诵读他们的诗句，渐渐得到了一些答案。

首先，他们有理由比别的时代更神州大地，也就是唐宋以来展现的臻于充分成熟的赫赫文明，因此由衷地产生了捍卫的责任，这与古代枭雄死士们的气吞山河很不一样。

其次，他们有参与军事、政事的切经历，在朔北风尘和沙场剑戟中培养起了一真正的男汉气质，这与其他文人墨客们的纸上纵情大不相同。

第三，他们始终笼罩在屡战屡败的云中，大的危机铸就了一沉郁、苍凉、豪迈、无奈的学风格，这与尚武时代的长风蹄、纵横九州又大相径。

第四，他们受唐宋文化的濡养，又于一个文学写作特别自由的时代，在表述万里山河与书生情怀之间的诗化关系上，达到了娴熟、自如、醇洌的境界，这又非一般英雄豪杰的铿锵言辞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