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宋代文化人和知识分的日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请看，文官政治的逻辑一旦建立，正常推延的结果就必然如此。退的不仅是武将、贵族，而且是以前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文化就有可能在权力结构中显现自己的魅力了。本来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而结果文化也利用了朝廷。这互相利用，最后的赢家是文化。

五

宋代的文官政治是真诚实施的，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样只把文化当一装扮。

平心而论，在中国古代，一切官员都会有一谈论经典、舞文墨的本事，一切文人也都会有一建功立业、修齐治平的雄心。因此，要制造政治和文化的月假象十分容易，要在文化人中选一批谏官、谋士、史笔、文侍也不困难。难的是，能不能选最代表的文化灵魂来问鼎最有权力的官僚机？历来几乎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宋代回答了。

你看，范仲淹、王安石、司光，这些人如果没有当政，他们的文化成就也早已使他们取得了一代宗师的地位，但是，他们又先后担任了朝廷的最级别行政首脑。两级端的对接，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

我曾经费不少时间钻研这些文化大师当政后的各政见，以及由此引起的各斗争，但后来突然醒悟：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是谁。

这正像几位哲人在山巅舞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剑术，而是他们是哲人，他们在山巅。是谁把他们找来的，又安排到了山巅？

看上去是皇帝，其实背景要大得多。既然认认真真地实施了文官政治，那么，由文官政治的光看来的官场弊端和社会痼疾能不能一步消除？这个问题也必须给文官自己来回答。回答得好不好，决定着中国以后的统治模式。

先是那位一直抱持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尚情怀的范仲淹，提了整顿科举制度为心的吏治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宋朝摆脱冗官之累而求其。十余年后，王安石更是实施了牵动社会整神经的经济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宋朝摆脱冗费之累而求其富，而且立竿见影，国家的财政情况果然大有改观。但是，司光则认为天下之富有定数，王安石式的国富必然导致实质的民穷，而且还会斫伤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此反对变法，主张“守常”我们大家都喜的苏东坡，明显地倾向于司光，但在一些问题上又觉得王安石也有理。

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王安石简直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改革已涉及国家的金理，而且试图以金理来主导整个行政制。这在当时自然不可能实现，但他以天才发的构想和义无反顾的行动展示了一政治理想，成为公元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珍贵光亮。

王安石以及他的政敌司光，包括他们前前后后的范仲淹、欧修、苏东坡，都是杰的人文学者。他们在公元十一世纪集呈现的度政治才华，使中国政治第一次如此烈地焕发理想主义的文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