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完，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俘虏搞错了，帮匈练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

五

司迁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狱。

那个时代真是有些奇怪，司迁刚狱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官职不小的中书令。汉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监禁当一回事，甚至他并没有把罪人和官员分开来看，觉得两者是可以频繁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这大贬大升的游戏的，他们在这游戏中受着权力收纵的乐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务，但此时的司迁，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据他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那个时候的他，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段自述通俗似白话文，不必解释了。总之，他常常于神不守舍的状态之中，无法摆脱烈的耻辱。越是贵的人越会这样。

在一次次的神挣扎中，最终战胜的，总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知，那个时代由于大家把死看得过于平常，因此然求死虽然容易却似九失其一，或似蝼蚁淹于滴，实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之后再死，才大不一样。正是想到这里，他说了一句现在大家都知了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用之所趋异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史记》。他屈辱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载这重量。

人的低有两可能，一是真正的屈服，一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

司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匈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写就的。

我们记得，司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也向匈投降了。司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了《匈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都不清楚。

有学者从卫宏的《汉书旧仪》、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桓宽的《盐铁论》等著作中的某些说法判断，司迁最后还是因为老有怨言而下狱被杀。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过于简约和暧昧，尚不足凭信。当然，简约和暧昧也可能是于一仁慈，不愿意让人们领受司迁的二度悲哀。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的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

他知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史记》和他都终结不了。

六

文章已经可以结束。忽然又想到一层意思，再拖拉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