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说。但是，他绝不满足于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说唱文学的眉飞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上拍案指，却又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现了各调、各风致、各意绪、各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史记》的这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史记》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历史散文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上，司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了司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净、朴实、灵动，包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基本可以断定不是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不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有一次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开：“金秋十月，桂飘香，莘莘学，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风送”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因为四周的人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的意见啊，据说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大家竟然都不知，这不像正常人说话的所谓“文学”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次被摆脱的文都比现在行的一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史记》，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迁之外，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司迁论稿》翻阅，没想到第一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的是《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