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八十多年就去世了的刘勰毕竟还缺少宏观对比的时间和范例。何况，南朝文风也不能不对概念的裁定带来局限，影响了理论力度。这只要比一比七百多年后那位玩遍了一切复杂概念的级哲学家朱熹，就会发现，真正准的理论表述，反倒是朴实而净。

十四

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他们都认为，中国文脉将会随着大宋灭亡而断绝，蒙古队的铁骑是中华文明覆灭的丧葬鼓。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元代的诗歌、散文，确实不值一提。但是，中国文脉在元代却突然超常发达。那就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一个重大缺漏，在这个不到百年的短暂朝代获得了完满弥补。这个被弥补的重大缺漏，就是戏剧。不是古希腊悲剧还是古印度梵剧，都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已经充分成熟。而中国，不仅孔没看到过戏剧，连屈原、司迁、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没有看到过，这实在有说不过去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情况，而元代又为什么会改变，这是很复杂的课题，我在《中国戏剧史》一书中有系统探讨。有趣的是，既然中国错过了两千多年，照理追赶起来会非常困难，岂能料，不知从哪里冒来关汉卿、王实甫、致远、纪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力创作的元杂剧。结果，正如后来王国维先生所说，中国可以立即在戏剧上与其他文明并肩而“毫无愧”

此时的中国文脉，在《窦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风尘》，在《西厢记》，在《赵氏孤儿》，在《汉秋》…

在这里，我和王国维先生一样，并不是从表演、唱腔着，而只是从文学上评价元杂剧。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那些冲突，那些语言，以及它们的有机组合，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几乎是空前的。

是不是绝后呢？还不好说。但是如果与明代的传奇——昆曲相比，昆曲虽然也现了汤显祖这样的作家，写了《牡丹亭》这样的作品，但放在元杂剧面前，却会在整张力上略逊一筹。多数昆曲作品过于冗长、秾丽、滞缓、，缺少元杂剧那活泼而利的悲。比《牡丹亭》低一等级的《桃扇》、《长生殿》又过于拘泥历史，减损了作为一民间艺术的生命力。

至于清代后期发的京剧，唱腔很好，表演虽然没有戏迷们幻想的那么彩，也算可以，而文学剧作，则完全不能细问。没有文学就只能展示演唱技能了，在整上当然不能与元杂剧相提并论。

因此，中国文脉之于中国戏剧，如果以十分计，那么，大概是六分归元杂剧，三分归昆曲，一分归地方戏曲。京剧已经不是地方戏曲，如果不是从文学、而是从音乐唱腔着，它的地位就会不低。

由于元代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一些本该退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支撑，因此比较彻底地挣脱了文词间的统气、廷气、阿谀气、巾气、腐儒气，为贴近自然的天籁式创造留了空间。这空间看似边缘，却很辽阔，足以伸展手脚。由此联想到同样产生于元代的那幅有划时代意义的《富山居图》。比之于宋代那些皇家画院里的廷画师，黄公望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狼卜者，但是，即使把宋代所有廷画师的最好作品加在一起，也无法与他相比。

元杂剧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哪怕是把后来京剧从慈禧太后开始给予的全最权力的扶持加在一起，也无法追赶元杂剧的依稀踪影。元杂剧即使衰落也像一个英雄，完成了生命过程便轰然倒下，拒绝有人以“振兴”的说法来人工呼、打心针。

一切需要刻意“振兴”的文化，都已经与文脉无关。而且，极有可能扰了文脉的自然程。现在社会上经常有人忙着要把那些该由博馆保护的文化遗产折腾到现实生活中来，而且动静很大，我就很想让他们听听元杂剧轰然倒地的壮声响。

十五

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中国文脉严重衰弱。

我在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指，这五百多年，如果要找能与屈原、司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可以并肩站立的文化人，只有两个，一是明代的哲学家王明，二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脉，范围要比我在北大讲的文化更小，王明不应列其中，因此只剩下曹雪芹。

这真要顺着他说过的话，叹一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净。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惊人的情况？

原因之一，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已发展到了文化恐怖主义（如“文字狱”）。这就必然毁灭文化创新，培养大量的文化侍从、文化鹰犬、文化侏儒。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文化叛逆者和思考者，但囿于时间和空间，叛逆和思考的程度都不。有人把他们当“启蒙主义者”其实言之有过，因为并没有形成“被启蒙群”真是可称得上启蒙的，要等到近代的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