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又一次充分演绎。

十二

那就接着讲宋代。

我前面说过，在唐代，政文俱旺；那么，在宋代，虽非“俱旺”却政文贴近。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宋代重视文官当政，比较防范武将。结果，不仅科举制度大为化，有效地引了全国文人，而且让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师如范仲淹、欧修、王安石、司光等占居行政位。这景象，使文化和政治现了一特殊的“端联姻”文化悟和政治使命混为一。表面上，既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有时反而各有损伤。

第二个原因，宋代由于文人当政，又由于对手是游牧民族的浩铁骑，在军事上屡屡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这就激发了一批杰的文学家心中的英雄气概、抗敌意志，并在笔下泻成豪迈诗文。陆游、辛弃疾就是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代表，可能还要包括最后写下《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

这确实也是中国文脉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正气所在，有长久的染力。但是，我们在钦佩之余也应该明白，一个历时三百余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脉，必然是一多音的响。与民族社稷之间的军事征战相比，文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厚得多、丰富得多。

因此，文脉的首席，让给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曾经与政治有较密切关系，但终于在“乌台诗案”后两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这个转变，使他一下远远地过于王安石、司光，当然也过于比他晚得多的陆游、辛弃疾。他的这个转变，我曾在《黄州突围》中有详细描述。说他“突围”不仅仅是指他突破文坛小人的围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场价值系。因此，他的突围，也是文化本的突围。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几个等级。所以我写，在他被贬谪的黄州，在无人理会的彻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渔夫樵农的时刻，中国文脉聚集到了那里。

苏东坡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很通，尤其是词作、散文、书法三项，皆可雄视千年。苏东坡更重要的贡献，是为中国文脉留下了一个快乐而可的人格形象。

回顾我们前面说过的文化匠，大多可敬有余，可不足。从屈原、司迁到陶渊明，都是如此。他们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们可吗？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曹太有威慑力，当然挨不到可的边儿。魏晋名士中有不少人应该是可的，但又过于怪异、过于固执、过于孤傲，我们可以欣赏他们的背影，却很难与他们随和地朋友。到唐代，以李白为首的很多诗人一定可，但那时诗风浩，一切惊喜、叹都凝聚成了众人瞩目的审典范，而典范总会少了可。即便到了晚唐只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怀，也还缺少寻常形态。

谁知到宋代了一个那么有温、有表情的苏东坡，构成了一系列对比。不是久远的历史、辽阔的天宇、个人的苦恼，到他笔下都有了一好的诚实，让读到的每个人都能产生应。他不仅可，而且可亲，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长、老友。这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因此，苏东坡是珍罕的奇迹。

把苏东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顿妥当之后，宋代文学的排序，第二名是辛弃疾，第三名是陆游，第四名是李清照。

辛弃疾和陆游，除了前面所说的英雄主义气概之外，还表现了一品德尚、怀才不遇、生活的完整生命。这生命，使兵荒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堕。在孟之后，他们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创建了“大丈夫”的造型。

李清照，则把东方女在晚风细雨中的雅憔悴写到了极致，而且已成为中国文脉中一特殊格调，无人能敌。因她，中国文学有了一贵族女的气息。以前蔡琰曾写过让人动容的女呼号，但李清照不是呼号，只是气息，因此更有普遍价值。

李清照的气息，又有让中国女文学扬眉吐气的厚度。在民族灾难的前沿，她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就其金石般的度而言，我还没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诗人中找到可以比肩者。这说明，她既是中国文脉中的一特殊格调，又没有离开基本格调。她离屈原，并不太远。

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