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神格局的寓言小说，整文学品质于上两，可惜重复过多、路过多，影响了神力度。如果要把这三小说排序，那么第一当是《西游记》，第二当是《浒传》，第三当是《三国演义》。

这些小说，因为有民间传闻垫底，又有说书人的描述辅佐，传极广。在传过程中，《三国演义》的权谋哲学和《浒传》的暴力哲学对民间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于今犹烈。

《红楼梦》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了。这小说的度也是世界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寻人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它为天地人生设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残酷的悖论，最后都归之于有哲思的大诗情。虽然达到了如此度，但它的极质的白话叙事，竟能把一切不同准、不同悟的读者引。这又是世界上寥寥几千古杰作的共同特，但它又中国得不能再中国。

于是，一《红楼梦》，抚了五百年的荒凉。

也许，辽阔的荒凉，正是为它开辟的仰望空间？

因此，中国文脉悚然一惊，猛然一抖，然后就在这片辽阔的空地上站住了，不再左顾右盼。

明清两代，也有人关注千年文脉。关注文脉之人，也就是被周围的荒凉吓坏了的人。

例如，明代李梦、何景明等“前七”提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号。他们还认为“今真诗乃在民间”例如《西厢记》能与《离》相提并论。他们得结论：各文学的创建之初虽不致但神弥满，可谓“格”必须追寻、固守。这观，十分可喜。

清代的金圣叹则睥睨历史，把他喜的戏剧、小说，如《西厢记》、《浒传》，与《庄》、《离》、《史记》和杜甫拉成一条线，构成了烈的文脉意识。

明清两代在文脉旁侧稍可一提的，是“晚明小品”在刻板中追求个舒展，在统下寻找灵自由，虽是小东西，却开发了中国散文的韵致和情趣。这散文，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建立，起到了正面的滋养作用。新时代的文学改革者们不会喜清代桐城派的正统，更不会喜乾嘉骈文的回，为了展示日常文笔之，便找到了隔代老师。当然，在神上并非如此，闲情逸致无法对应大时代的风云。

与明代相比，清代倒有两位不错的诗人。一是前期的纳兰德，以真切灵写很多佳句，让人想到即使李煜于胜利时代也还会是一个伤诗人；二是后期的龚自珍，让人惊讶在一个朝野破败的时代站来的一位思想家居然还能写这么多诗歌品。但是，这两位诗人都遇到了太大的变动：纳兰德脚下的民族土壤急速变动，龚自珍脚下的神土壤急速变动，使他们的诗句一时找不到稳定的承载。他们的天分本该可以文脉，但文脉本却在那个找不到价值坐标的年月仓皇停步了。

除了他们两位，我还要顺便提一笔个人好，那就是十八世纪只活了三十几岁的年轻诗人黄景仁。我认为二十世纪古诗写得最好的郁达夫，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十六

既然已经说到现代，那就顺着再说几句吧。

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我前面刚说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只了两个一文人，哲学家王明和小说家曹雪芹，那么，我必须接着说一句伤心话了：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过一个近似于王明的哲学家，也没有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

一位友人对我说：冒无药可治，因此世上冒药最多；同样，中国近、现代文学成果寥落，因此研究队伍最大。研究队伍一大就必然现夸张、伪饰、围诼、把玩的风尚，结果只能在社会上大幅度贬损文学的形象。一般正常的读者，已经不愿意光顾这个喧闹不已的小树林了。

说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倒是可喜，那就是应顺中国文脉已经不能不转型的指令，成功示范并普及了白话文。由于几个主事者气格不俗，有效抵拒了中国文学中最能闻风而动、见隙而钻的骈俪、虚靡、炫学、装扮等旧习，选了朴实、通达一路，诚恳与国际接轨，与当代对话，一时文脉大振。但是，由于兵荒、国运危殆、民生凋敝、颠沛离，本来迫于国际压力所产生的改革思维，很快又被救亡思维替代，神哲学让位给现实血火，文学和文化都很难拓展自的主。结果，虽然大概念上的中华文明有幸免于崩溃，而文脉则散逸难寻。已经显实力的鲁迅和沈从文都过早地结束了文学生涯，至于其他各外来派的匆忙试验，包括现实主义在内，即便行，一时也没有抵达真正的“格”

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也是鲁迅。这倒不是从他的小说史，而是从他对屈原、司迁和魏晋人的评价中可以窥探。郭沫若应该也懂，但天生的诗人气质常常使他轻重失度、投情偏仄，影响了整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