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苍老的暮年，本想平静地与女儿一起打渔为生，但却一直受到土豪的反复欺凌，被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他求告官府，官府与土豪站在一起，反把他毒打一顿，肖恩伤痕累累、气愤难平，驾舟去杀了土豪一家，然后自刎，女儿则落在江湖之中。这确实是一个从思想到艺术都很杰的剧目，它把观众带到一个特殊的情境之中，并且在他们的心燃起复仇的火苗。试想，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已经失败，现在肖恩边有弱女牵累，自己年岁也已老迈，他哪里还想作什么反抗呢？但是，周际黑暗如故，前土豪如虎，他又怎么能不重新奋起反抗，下决心脆在反抗中走完一生呢！他这个万不得已的选择，非常不想让自己的女知，江边别女一场戏，曾引得无数观众心酸。但是，也正是父女间这番绵绵情意，反衬了肖恩的决绝选择的充分合理，也反衬了他在青壮年时代所作的人生选择的充分合理。《打渔杀家》的艺术容量竟是如此之大：它就以一个苍老的渔夫和一个憨的女儿，以一幅暮江舟行图，以几句哽哽咽咽的叮咛，渲染了反抗封建专制的英雄们的悲壮。显然，这悲壮，属于荒江茅舍，属于民间，属于无数草泽英雄。

除了明显带有反抗彩的“浒”剧目外，民间地方戏曲中还有大量的“封神”戏、“三国”戏、“隋唐”戏、“杨家将”戏、“呼家将”戏、“大明英烈”戏。这些剧目良莠互见，情况十分复杂，但有一个大致的归向，那就是：复现动的时代，张扬雄健的神，歌颂正直的英雄。那里有佞和忠勇的比照，有波诡云谲的战斗，有妙绝的谋略，合在一起，可以组合成一横跨千年的刚之，与中国大多数普通百姓的神面貌相呼应。封建社会已到末世，但中华民族却还要昂然踏前的步伐；前的方向当然还不得而知，但这金戈铁、令人振奋的剧目却也透了可以乐观的基调。这历史题材的剧目，在内容上大多关及朝廷、牵连君臣，但作为民间地方戏，又与以往“披袍秉笏”、“忠臣烈士”、“逐臣孤”之类的廷戏有所区别，一般说来，它们往往现了下层人民对于朝廷、对于历史的一揣想、理解和看法，少一礼仪规范，少一学气息，多一鲜明格，多一传奇彩。这一切，作为地方戏的一传统，延泽后世。

总的说来，对封建上层人士和上层生活，民间戏曲也会经常作正面表现，但大多不包对封建国家机行肯定的质；民间戏曲在表现朝廷和各级官僚机构的时候，若是侧重于它们作为封建国家机的一面，那么，多数是不抱好的，是主张要对它们作反抗和斗争的。至少，这倾向越到后来就越加明朗。清代地方戏中也有一些清官剧目，然而，《四士》中宋士杰这一典型形象的问世，则显然是递送了一与清官相对峙的意向。这个戏写四个同科士结盟相约，立誓不贪官，要清官，然而仅仅一个案件，就暴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称得上清官，其余三个都在不同程度上了言。但是，全剧给观众印象最的并非四士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退职刑房书吏宋士杰。真正见义勇为、与贪官们艰苦周旋、把一个冤案翻过来的，是这个已不是封建国家机的组成成员、却完全了解国家机秘密的民间讼师。他的这个份设置得既巧妙又刻。四士中那个惟一的清官当然也是剧作歌颂的对象，但由不知名的民间戏剧家写来，宋士杰的形象无论如何都要超过这个清官，他的作用比清官大，他的格比清官鲜明，他的脾气比清官亲切。他在老练中夹带着幽默，中透着自傲，朗中埋藏着计谋。他与人民非常贴近，又对国家机非常熟悉。人民群众若要想在与封建国家机的周旋中索取一正义和公平，一定要搭一座桥梁，宋士杰就充当了这座桥梁。但是，从基本归属而言，他还是平民百姓中的一员。这个可的老，在剧中的名义地位不，实际地位却无与匹敌，在观众里，他比任何一个还在位的官僚都值得信托。这特殊的人关系图谱，这令人耳目一新的典型形象，不妨说是现了人民想与封建国家机行较量的意向。把希望全都托付给清官，人民有不放心，他们想找这么一个人，他不是在衙门里面对着人民的悬求捻须裁夺，而是代表着人民去闯一闯衙门，这个人就是宋士杰，他也只有到了十九世纪，纔会被请到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来。

清代地方戏除了表现上述“重大题材”外，还把的角伸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形态之中，表现人民群众日常的喜怒哀乐。讽刺和嘲笑的武，更是地方戏所乐于采用的。《借靴》、《张古董借妻》等貌似荒诞、其实刻的民间讽刺剧，代表了地方戏中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喜剧的脉。无赖儿张三为了赴宴，向土财主刘二借靴，一个只想占便宜，一个吝啬成只想推托，纠缠了半天，结果张三靴借到了，宴会也散了，就这样，刘二还是一刻也不能放心，靴当夜被追了回去；不务正业的张古董把妻借给结拜兄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