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钱财，结果假成真，他去告状，碰上了一个糊涂官，竟正式把妻判给了结拜兄弟。这样的戏，夸张而又轻松地鞭笞了社会生活中的劣迹恶习。艰难困苦的中国人民，常常面对着这剧目的演启颜畅笑，在笑声中行神的自我洗涤和自我加固。

关于地方戏剧目，可以说的话是非常多的，本书限于篇幅，只能浅尝辄止。在封建文化统治很严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地方戏自比较自由放达的民间文化领域，因此可以看到一活泼之态、生动之致，广阔的土地、万众的心灵扶助着它们，它们也就不能不在整上着一蓬的生命力。自由放达当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地方戏中冶情、庸俗荒唐的剧目也为数不少。这并不奇怪，所谓民间，本是一个容纳着各人、各兴趣、各心理状态的空间，怎能要求以一个模式来规范这一切呢？但是，历史是公正的，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的心理过滤而保留到今天的剧目，大多是无愧于我们民族的尊严的，或者说，人们通过这些保留剧目是可以更全面、更地了解我们民族的神世界的。

与地方戏的健康风貌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清代廷的“大戏”演。清代中叶之后，最统治集团都喜看戏。中原有太监组成的内廷戏班，不能满足统治者们的声之好，于是他们就四，把民间的杰戏剧家调集。内演，排场极大，虽然清代长期于内懮外患之中，国库不充，但演戏的钱他们却很舍得。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光王朝算是作过大力裁减了，内廷戏班还保留了四百人的编制。至于剧场之考究、服装之致、演场面之豪华，更是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位在河行看过一次“大戏”演的学者赵翼这样记述：

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者，甚至两厢楼亦化作人居，而跨驼舞，则中亦满。有时神鬼毕集，面千百，无一相肖者。神仙将，先有童十二三岁者作队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每队各数十人，长短一律，无分寸参差。举此则其它可知也。又六十甲，扮寿星六十人，后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来庆贺，携带童不计其数。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经之日，如来上殿，迦叶罗汉，辟支声闻，下分九层，列坐几千人，而台仍绰有余地。

把布景和演员如此迭床架屋地大肆堆积，既奢靡又幼稚，是对艺术的一作践。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欧洲古罗时代的戏剧演和中世纪的某些宗教戏剧，以豪华和拥为特征的舞台，从来不可能立起真正的艺术生命。在古罗之前的古希腊，以及在中世纪之后的英国伊莉萨白时代，戏剧面对普通民众，演场所的布置总是简而又简的，然而却培植起了至今还使全人类骄傲的戏剧品。清代廷演把民间艺术家置之于这令人缭的境域之中，表面上看是抬举了民间艺术，实则是毁损了它们的真正生命。

廷演的剧目，更是与地方戏的内容大相径。《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秋》、《忠义璇图》是所谓“内廷四大本戏”还有一些统称之为《法官雅奏》、《九九大庆》的“月合承应戏”是合各时令行庆贺演的简单短剧。这些戏，大多虚张太平声势，缀圣朝恩德，伪造天命天意，宣扬学迷信。它们之中，也有历史故事的编排，但大多着于艰辛立国、堂皇一统、竭忠事君，与地方戏曲中的同题材作品正相异趣。总的说来，清代廷演系统地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统治者恶俗的审趣味，再致，再靡费，也完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当时已经达到的戏剧审平。当慈禧太后和她的级臣僚们得意洋洋地坐在廷戏台前，自以为享受到了稀世佳品的时候，哪里会想到后代戏剧文化史家对他们的嘲笑：你们只享受这些东西！

当然，从客观意义上说，清代廷演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副作用”例如，廷对各优秀的民间戏剧家的召集，促成了有意义的艺术；较的待遇，较多的琢磨时间，也是对戏剧表演平的提有促作用的。更重要的是，优秀戏剧家还会把在内会琢磨成的某些表演技巧带到外，影响京师及周围地区，使民间艺术获得一定程度的提擢；至于廷演中的那些死气沉沉的酸腐之气、甜腻之味，一到民间就会被排除掉，因为普通观众的审趣味纔是在民间艺术领域中真正发号施舍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