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会显得太优雅，汤显祖会显得太天真，李玉会显得太忠诚，他们的戏还会被演、被改编，但像他们这样的人已不会现在这样的时代。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没有站起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众所周知，中国戏剧文学的重新自觉，产生在新的历史时期被开创之后，产生在欧洲话剧被引之后。那是后话了。

但是，在清代地方戏的广阔领域里，毕竟还有不少优秀剧目在闪光。没有登一呼的个，却有松散分布的群；没有大而完整的神支，却可以在历史遗产和生活传闻的库存中寻求宣和共鸣。无数不知名的民间戏剧家，选选、改改、编编，也大致传达了这一时代的神格调，尤其是乡村里巷间普通百姓的神格调。

在清代地方戏曲的群中，人民群众的德观念和生活形态获得了明显的现。王宝钏、秦香莲等艺术形象长期地、反复地现在各类地方戏曲之中，就是因为她们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到亲切的德原则的形象化维系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红鬃烈》表现了相府小王宝钏竟然愿意与乞丐结亲，而一旦结亲之后又甘于寒苦，守贞如玉，绝不嫌贫富，独居破瓦寒窑十八年。这守和观念，就其基本方面论，无疑是现了平民百姓的一德理想。封建统治者当然有时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也会宣扬“从一而终”的教条，但他们不会愿意把这宣扬推到如此格的地步，即不会愿意面对自己等级中的千金小下嫁乞丐这样一艺术设计。在王宝钏的丈夫薛平贵的形象中，当然也包着一些“发迹变泰”之类的庸俗思想，但这也是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中难于避免的东西。《明公断》表现了秦香莲和陈世的故事，以死刑惩了获得官之后忘恩负义的恶丈夫。我们记得，这类题材，这样的置，在宋元南戏中早已现，明在《琵琶记》中从一个知识分的内心矛盾发作了重新置，但事情一回到民间戏剧家手中，他们又要恢复南戏所现的民间德彩，毫不客气地来鞭笞和置负心汉了。《琵琶记》既可受到人民迎，又会受到封建统治者赞许，而《明公断》以及内容同样的《赛琵琶》之类则完全在倾吐平民百姓的冤气了。长期守居乡间、对人民群众的审趣味有切了解的焦循，就说《赛琵琶》比《琵琶记》更好。

用的方式，甚至不惜呼唤鬼神的力量惩忘恩负义之人，是地方戏曲艺人在实现自己的德原则时所惯用的结局。《清风亭》写一对打草鞋的贫苦夫妇救养了一个弃儿，而这个弃儿长大后竟把这对救命恩人视若乞丐，老夫妻双双撞死，负心儿郎遭雷殛。这戏之所以有一惊心动魄的悲剧力量，首先不在于它以几个人的死亡祭奠了孝，而是在于对于那对打草鞋的贫苦夫妇内心痛苦的切验和由衷同情。这个明确地显示了民间艺术家们立足的基。贫苦夫妇在愤怒、后悔、诅咒中一撞死，就已经无异于鸣响了民间德的震耳惊雷。

从民间德发，正常的情在地方戏曲中占有着毋庸置疑的合理地位。不用那么多遮掩，也不用那么多自找的曲折，要，就坦率地，质直地，甚至迅捷地，不是人是鬼，不是妖是怪。为了实现和卫护这情，可以千里奔波，上山下海，可以拼死相争，以相殉。《雷峰塔》以及以后演变的《白蛇传》，便是现这情方式的突代表。白娘作为一“妖邪”和“异端”敢于，也敢于斗，为了情，她可以不顾生命危险到仙山盗草，赴金山鏖战。她的结局是悲剧的。但她已战斗得够充分，够漂亮，因此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相比之下，那个法海是多么的违逆常情啊。白娘的战斗，包着多方面的意义：作为一个妻，她的战斗把中国人民追求正常情的连续努力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她所摆的战场比崔莺莺、杜丽娘宽阔得多了，险峻得多了；作为一个异端的“妖邪”她的战斗意味着广大人民对已末世的封建正统秩序正行着一主动挑战的势态。人们宁肯祈祝“妖邪”成功，也不愿那个貌岸然的执法者的得意。这审心理的产生，不正预示着一个群众的反叛时代的来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