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涕泪，而是要观众在一无可逆拗的历史必然面前震惊和思索。好的因缘、崇的意愿，不是由于偶然闯来的恶势力的侵凌，而是由于像铁一般和冷漠的客观现实而遭到毁损，这是《桃扇》的特殊理魅力。

从外层结构论，这戏表现了正、邪两力量的剧烈搏斗，正面力量除李香君、侯朝宗和他们的复社友人外，还有柳敬亭、苏昆生、李贞丽、卞玉京等人，也包括一批与腐败的官僚形成对照的军事、政治人如史可法、左良玉；反面力量的代表是阮大铖，他又牵连着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以弘光皇帝到宰相士英、漕抚田仰等人，世称“弘光群丑”这两方面的力量对比，在戏中很难说得上谁谁弱，最后也很难说究竟谁战胜了谁。如果简单地把李香君、侯朝宗的悲剧写成是由阮大铖等人一手造成的，那在艺术效果上就会比现在的浅薄得多，破灭的必然也会弱得多。事实上，戏的最后真正殒命的是阮大铖、士英，而不是李香君、侯朝宗。李香君、侯朝宗平安无恙地听到了阮大铖、士英死亡的消息，是不是可以算是李、侯对于阮、的战胜呢？是不是可以就此而唱凯歌呢？不能。人们发现，即使在这情况下、李香君和侯朝宗还是呼不起来，即使在这样本应愉悦的戏剧情境中，仍然充溢着一压人的破灭和失落；于是，人们一步发现，原来李香君、侯朝宗搏战的对手并不仅仅是阮、等群丑，而是整个顺坡下般地破败着的客观现实。阮、之只是现实破败的一表征，他们虽死，现实的破败还是每况愈下，使得李香君、侯朝宗要在六朝古都、秦淮河畔寻找一块能平心静气地生活的地方也成了一件难事。李香君、侯朝宗不只是一对互相忠贞的情人，他们各自固守着很多有关民族大义、人生节气等崇的观念，他们的结合在思想倾向上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彩。因此，团聚并不是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阮大铖对他们的阻难也并不仅仅是对婚姻的破坏。当一个破碎的国家、的民族横陈于前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到自己首先是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因此，他们很容易地听从劝说，不在大失败中享受小胜利。有的评论者认为他们这对夫妻已经走到团圆的门坎里边，再把他们行拆开，未免生；本书认为，这正是剧作要旨的透。把他们写成大团圆当然也未尝不可，但这样的一个胜利的结局就会反溯全剧，使全剧矛盾仅仅成了李、侯与阮大铖的斗争，至多得一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简陋归结；反之，我们如果承认李、侯更是在与客观整现实搏斗，而现在已成了本意义上的失败者，那么，也就不愿意把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加给他们了。当孔尚任保持了破灭的必然，也就开拓了全剧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刻。

这破灭，明显地是指明朝的溃亡，但又不仅仅是如此。孔尚任当然在悲悼着明朝，但对明朝的腐败昏聩也恨之骨；对于清朝，他也并不像那些遗民那样完全白相向，从本上否定它的正统。那么，他有力地刻画了的必然破败，究竟还包括什么内容呢？或许还应该包括：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儿女柔情的挥弃，对封建政治理想的淡漠，对儒家学观念的动摇，以及对于国家民族急速下沈趋势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简言之，对于末世的预。这一切，都带有必然。即便满清没有关，明朝依然存在，这从封建制度本肌中散发来的霉腐气息也会被人们闻到。《桃扇》的杰之在于，它在描写明朝气数已尽的同时，不自觉地透了整个封建制度的气数信息。这比简单地扶明反清更弘广了。因此，今人把《桃扇》改成侯朝宗事清、李香君批斥的结尾，也并不合适，因为这只在明清、汉满之间划界限，而事实上这界限的禁严对今天来说已不存在很大的现实意义。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整消亡的契机和征兆。这征兆，在《桃扇》原作中是依稀可辨的。须知，当孔尚任在山东曲阜老家安度生命的最后几个年的时候，将大声地用艺术方式宣告封建社会气数已尽的曹雪芹，已经生。时代发展的趋向，首先向第一的艺术家发了朦胧的通知。

《桃扇》第四十《》之后的总批中有这样的话。

离合之情，兴亡之，洽一，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实；最曲迂，最直截。…而观者必使生旦同堂拜舞，乃为团圆，何其小家样也。

这是说得很好的。团圆的结局加在这戏中即呈“小家样”而孔尚任的旨趣远在“小家”之外。牺牲了恋情的完整和现实，却换来了历史受的完整和现实。《桃扇》着重追求的是后者，这是它与《长生殿》迥然有异的。

当一对情人在法师的指下割断月情，男的来到南山之南，女的去到北山之北“修真学”之后，孔尚任让已经了渔翁的柳敬亭和了樵夫的苏昆生的一段长篇谈话来归结全剧，从而实现了全剧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完整。他们以超逸的态度，评判着历史功过，着离之。苏昆生告诉柳敬亭，他前些天为了卖柴，到南京去过了，凭吊了故都遗迹，但孝陵已成刍牧之场，皇城蒿莱满地，秦淮无人迹。他把自己的见闻一一唱了来：

山松野草带挑，猛抬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

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搬白玉八倒，堕红泥半堵墙；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官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