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传统、太重的黑暗、太广漠的罗网吞噬了。洪升，还有我们很快就要讲到的孔尚任，把汤显祖对情的颂歌唱成了挽歌，就是这宏大的时代悲剧的一个现。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方面：对于民族兴亡的沈寄寓。

情与理，即使在同一个质的范围里，也是互为消长的。情的幽暗，带来了历史的理神的化，或者说，正是历史的理神，荫掩了情的光焰。洪升正是把情的理想放到客观的历史现实中，纔发现并表现了情的变异和破灭。在这里，历史的理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洪升依据唐代的历史和清代的现实检查了情所可能现的实际形态，这就使情有了社会历史的客观限定；同时，就在这检察中，他也发现和表现了社会和历史，从情的遭遇伸发了沈的兴亡。

《长生殿》中，有许多内容初看是为李、杨情提供社会背景、渲染历史环境的，但它们的分量是那样重，作者所寄托的慨是那样，使我们很难把它们仅仅看成是背景的内容。《贿权》、《疑谶》、《权哄》、《果》、《合围》、《侦报》、《陷关》、《献饭》、《骂贼》、《剿寇》、《刺逆》、《收京》、《弹词》等连在一起，构成了浩大的篇幅，刻画了一幅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变动的长卷。这些内容所传达来的社会政治观念和历史兴亡，后代评论家们一直非常重视，有的把它看作是《长生殿》的第二主题，有的则看成是第一主题，甚至看成是全剧的学生命的主要所在。实际上，这分内容与李、杨情的描写是互为表里的，不宜行分割。没有这些内容，就没有李、杨情展开的实际形态；没有李、杨情，这些内容就缺少在审情上的应效能，因为历史兴亡的事实并不一定能让人产生浩叹连连的历史兴亡。

不妨说，这两方面构成了一社会历史的大情境：境限定了情的质和形态，而情则使境散发一染力。一《长生殿》就写了这情、境的对立统一，戏的后半，则是情、境两方面同时的超脱和升华。

伴升在为李、杨的情设境的时候，一下唤醒了自己历史的理神，因而十分自觉地分很多的笔力来表现社会历史事件，但从全剧看，还不能说是以此为主线的。主线还是李、杨情。之所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是由于在表现社会历史事件时作者常常更直接地表自己的受，而在表现李、杨情时则明显地带有替遥远（时间上的遥远和地位上的遥远）的他人设计心理、言行的质。

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所表现的社会历史事件与他自的社会历史受很为接近。他虽然一生就已在清朝，但长期的文化素养和生活经历都与遗民思想、兴亡之有联系：

洪升在幼年时期就跟随陆繁弨学习，稍后又从先舒、朱之京受业。陆繁弨的父亲陆培在清兵杭州时殉节而死，繁弨秉承着父亲的遗志，不愿在清廷统治下求取功名。先舒是刘宗周和陈龙的学生，也是心怀明室的士人。同时，与洪升往相当密切的师执，像沈谦、柴绍炳、张丹、张竞光、徐继恩等人，都是不忘明室的遗民。这些人的长期熏陶，自不能不在洪升思想中留下应有的痕迹。加以洪升的故乡杭州，本就受着清代统治者特别残暴的统治，不仅当地人民于『斩艾颠踣困死无告”的境地，连“四方冠盖商贾”也“裹足而不敢省贬（杭州）之门阀』（吴农祥《赠陈士琰序》）。而在洪升的亲友中，又有不少人是在清廷压政策下死亡、放和被逮的。例如他的表丈钱开宗，就因科场案被清廷死，家产妻“籍没官”；他的师执丁澎也因科场案谪戍奉天。再如他的好友陆寅，由于庄史案而全家被捕，以致兄长死亡，父亲陆圻家云游；他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狱。这都不会不在洪升思想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因此，在洪升早年所写的诗篇里，就已了兴亡之，写了《钱塘秋》中“秋火荒湾悲太，寒云孤塔吊王妃。山川满目南朝恨，短褐长竿任钓矶”一类的诗句。

当然，另一方面的事实又证明，洪升并没有非常明确、非常烈的反清思想，但与兴亡之拌和在一起的不满情绪则是经常的。在《长生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许多痕迹。

唐朝的故事，清朝的现实，洪升并不愿意在这两者之间作勉的影。他不愧为一位杰的历史剧大师，他所追求的是一能够贯通唐、清，或许还能贯通更长的历史阶段的哲理受。这受带有横跨千年的普遍，但在戏剧之中又只能通过审的方式表达来。因此，洪升选中了几位艺术家，来述说这受。乐工雷海青和李年就在戏中担负起了这一特殊重任，从某意义上说，他们就是洪升的化。洪升表述自受的直接，也就是通过这两位艺术家的形象来实现的。

在我们将要谈到的孔尚任的《桃扇》中，另外两位艺术家———柳敬亭和苏昆生，也将占据特殊的地位。后代剧作家要让剧中人来传达自己心意的时候，最合适莫过借重于剧中艺术家的形象，共同的地位、职业，共同的见识、情怀，更重要的是，共同的审光，使异代的艺术家产生一可以互相借代的亲密关系。这关系，洪升和孔尚任都看到了，并且成功地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