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主张对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现象行简单、片面的比附，但我们仍不能不指，汤显祖的《牡丹亭》确确实实展现了与欧洲人文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的追求极相近似的观念。它是那样自觉而明豁地表现了人的自发生命力从令人窒息的氛围中终于苏醒的过程，表现了人在一旦苏醒之后所爆发来的情激是如何不可阻挡，在中国古代其它许多富有情的戏中，情是包容在主人公上的一禀赋，而在《牡丹亭》中，情则是调全剧的中心。杜丽娘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形象，但我们不能仅仅像分析其它戏剧形象的格特征那样来分析她。她更重要的是一汤显祖所要弘扬的情的承载，是一纯情、至情的化。浪漫主义彩较的作家，常常在自己主人公的上更明显地打上自己的烙印，更直接地现自己的意念，而并不像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注重于形象本的合理和真实。当然，浪漫主义作家也会要求合理和真实，但那是就本意义而言的。例如《牡丹亭》从本上看来是对明代社会现实的一合理的真实的反映，但在实际的艺术措置上，无论是杜丽娘这个人，还是她所凭借的情节，却并不刻意追求严格意义上的合理和真实。如何纔能把情的生命力发挥得最透彻，她就如何行动，情节就如何开展。这正是浪漫主义戏剧创作的通例，至少在雨果那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情景。恰如以纯现实主义文艺的艺术要求衡量雨果就会发现他的诸多弊病一样，对《牡丹亭》的评价也应该运用一非同寻常的标尺。

不是积极浪漫主义还是消极浪漫主义，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与现实世界的分裂和对峙。《牡丹亭》中所奔泻来的情激，对于明代的现实，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制，都带有明显的反叛。但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欧洲这时代的反叛基本上取得了胜利，而在中国，这反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欧洲的浪漫主义者与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广大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一起驱赶了封建的政治思想文化制，而在中国的汤显祖的后，依然是重的封建社会的黑夜。这是什么理呢？

也许，当代年轻学者们以控制论原理对中国封建社会作的新探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是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乃至日本的封建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结构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长时期来组合了一极为稳定的宗法一化结构，大一统的庞大帝国有效地阻止了地主向庄园贵族发展的趋势，而由儒生组成的官僚统治队伍又把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统一了起来，这样，整个社会结构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难独立地行带有较本意义的革新，一切革新的尝试都会被整社会结构中互相牵制的线络拉平，都会被这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结构的自调节功能吞没掉。对于新思想和新事，要么将它们吞没、排除，要么让它们来冲垮整个社会结构，因为对于一个度稳定、度一化的社会结构来说，容纳一异己的事将会给各个分带来灾难，带来崩溃的信息。但要让一个组合周密、调节健全的宗法一化的社会结构真正全面崩溃又谈何容易，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走着吞没和排除新思想、新事的路途。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那么漫长的时间，基本原因也在这里。到汤显祖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化结构全面崩溃还远，它的调节功能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还有足够的力量把汤显祖的新鲜思想吞没掉。

汤显祖只成了中国戏剧文化史上的大匠，而未能成为中国社会思想变革中的猛将，也是这个原因。这不是一完全不切实际的比较。《牡丹亭》中所展现的观念，完全可能树立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改变广大人民的社会理观念，开启一代新鲜思；汤显祖与他同时代的思想文化友人们的共同思想归向，也完全可能开拓一个壮的思想文化运动，蔚成风气，使中华民族从封建主义的窒息中奋起。但是，这一切都未能到。不必皇帝亲自下令，不必最意识形态领导门直接下手，明代的社会结构本就本能而又轻易地把这异端清除了。

汤显祖的挚友、敢于非议程朱理学的达观和尚，终于被捕，死于狱中；

与汤显祖有过往、对汤显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勇敢思想家李贽，也终于被捕，死于狱中；

汤显祖的那些东林党友人的遭遇，更是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