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动的背景。诚然，杜丽娘是从父母亲的训示下奔突来，从老学究的书桌前逃逸来，奔向梦境、奔向理想的。但从此之后，父母亲和老学究并没有成为她与柳梦梅结合的实际阻力。她的死，并非为他们所，她的复活和她与柳梦梅的结婚，都发生在他们不知的情况下。最后她父亲杜宝当然也来制造了一麻烦，但这已无伤大局，因为她和柳梦梅早已由石姑媒正式结婚，而柳梦梅也已成为很难伤害的新科状元，杜宝即使不承认也只是他自己的问题了。由此可见，《牡丹亭》并没有为杜丽娘设置一个针锋相对的冲突对手，甚至可以说，它本没有人们所习见的那发生在正、反面主角之间的“戏剧冲突”当然，它还是有冲突的，那就是以杜丽娘为化的情与客观环境、传统礼教势力的冲突，与情必然会遇到的险恶境遇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心冲突。总之，这是一刻的内在冲突，埋藏在情的波动泻之中，并不显现为一外在的剑弩张、势均力敌、不可开的场面。或者说，它把激烈、闹的冲突场面幻化成了一条矫若游龙的曲线，便于表现一情形态与更广阔的现实环境的对比和分裂。

这没有代表的反面人的冲突，实际上构成了一意义更普遍的主观和客观冲突，目的和规律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这冲突能如此集中而完地现在戏剧作品中，则是历史的逻辑。

宋明理学给予中国社会的思想负荷实在太沉重了。复古主义给予明代文化领域投下的影实在太幽暗了。因此，一场积聚已久的思想矛盾必将爆发。汤显祖少年时代师事过思想脉络与程朱理学大相径的罗汝芳，官期间友东林党人如顾宪成、攀龙等，罢官后又与勇敢的反理学思想家李贽有过接，一生中很长时间与佛学大师达观有密切往，而达观的思想与程朱理学也是格格不的。总而言之，汤显祖一生，基本上置在与礼教教条相对立的思想营垒中。在他的时代，为礼教殉的妇女，数字大得惊人，创造了空前的历史记录。

这些事实，长期官的汤显祖不会不知，不会不因此而燃起仇恨的烈火。这一切，使汤显祖要以最大胆的艺术形式来控诉和反叛礼教，并把整个由封建礼教网络着的黑暗现实都作为控诉和反叛的对象。仅仅把仇恨倾在几个人、一人上，在那个时代是远远不够了。因此，他的杜丽娘就以一腔激情，向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思想负荷发起了冲撞。

在这里“情”是一面与“理”对立的重要的思想旗帜。在汤显祖之前，对于程朱理学，对于封建理礼教，表示不满以至发抗议的人是很多的，但大多没有用艺术的方法树起一面鲜明的旗帜；歌颂真实情、自由情的人也是很多的，但大多也未能把他们所歌颂的情提炼成一有广泛社会召力的呼号。汤显祖用《牡丹亭》改变了这状态，他在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的同时，几乎有一思想家式的追求。他自己在为《牡丹亭》所写的题词中有这样的话：

天下女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蒙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这就是说，汤显祖特意设置梦而死、死而生的情节，是为了表现一能够超越生死的“至情”这“至情”既然不在乎形骸，因此即便在梦中也可能是真实的。希望仅仅以“理”来穷尽人世之事是不可能的，在“理”所归纳不了、解释不了的地方，还有“情”在活动着呢！显而易见，汤显祖所表现、所理解的“情”有极大的个自由度，对于客观现实生活是比较超逸的，是不受外在形骸的束缚的。这样，这“情”也就以个自由的实质内容，构成了与扼杀个的“理”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