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一个并不能指望他能对社会和人民带来任何好的皇帝！许多宣扬忠君观念的戏，往往把君王设计成一个岿然不动的崇偶像，写人们如何放弃个人利益趋奉于他；而《千锺禄》则别心裁地让君王于颠沛离的困厄之中，因而在偶像上备了一些活人的气息，又让于战中的人民的苦难陈示在他前，使他与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切实的联系。这样，愚忠思想就与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拌和在一起了，尽追溯源，这两者还是有本联系的。这拌和，在艺术风格上却组合成了一个雄浑的格调，这也是李玉剧作的基本格调，以下这段唱词就是建文帝在路上目睹惨境时唱的：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山，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

即便从这段唱词中，我们也可以看李玉的整剧作风格，雄伟的气概，悲怨的情怀，开阔的界，谨严的格局。他也写过一些成功的喜剧，使他的名字留给人的总受却是苍茫郁愤。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剧作家群中，朱素臣的《十五贯》、朱佐朝的《渔家乐》、叶时章的《琥珀匙》、丘园的《虎弹》、在当时和以后都享有较的声誉。这些剧作家，地位不，却常怀懮国懮民之思；文化不低，却知剧场演的实际需求。在他们笔下，题材颇广，却总以写历史和现实的政治事件为主；儿女之情也有涉及，但兴趣并不很大。他们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残酷所震动，为政治领域里的是非恶邪之争所引，因此，他们的笔端，常常显现政治历史的度。由于受封建观念的蒙蔽，他们所认为的是非，往往并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真正症结所在；然而，他们表现这题材的大情，却成功地为中国戏剧文化带来了更的社会层次、更大的冲突规模、更广的应范围。清代最的两大戏剧———《桃扇》和《长生殿》，就将在这个基础上，在又又广的社会层面上开拓题材。它们的政治气度和社会典型意义的取得，是与苏州剧作家们大量创作经验的积聚分不开的。

在这群苏州剧作家后面，我们看到了戏剧理论家和戏剧活动家李渔。苏州剧作家们没有留下他们的生卒年月，难以对比，若与更前一辈的人比较，那么简单说来就是：正是在汤显祖、沈璟去世前后，李渔生。李渔的戏剧创作赶不上他的理论建树，但作为一个在戏剧界极为活跃、颇有魅力的人，他的《笠翁十曲》还是广为人知的。李渔写剧，为的是给自己的家戏班演；而演的目的，又着重于消遣娱乐方面，顺便宣扬一封建学。这就决定了他的剧作的浅薄、庸俗、嬉闹的基调。这样的剧作，在动的社会环境中不反映黑暗的现实和人民的心声，因而既谈不上刻的社会意义，更谈不上切实的社会功用，与苏州剧作家们的激情呼喊不可同日而语。在他创作的后期，似乎又想把封建学更多地嬉闹浅薄的纔佳人故事之中，结果越发糟糕了。

李渔在自己最欣赏的《慎鸾》一剧中借主角华秀的说了这样一段话：

小生外似风，心偏持重。也知好，但不好桑间之；亦解钟情，却不锺偷外之情。我看世上有纔有德之人，判然分作两：崇尚风者，力排学；宗依学者，酷诋风。据我看来，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竟要使学、风合而为一，方纔算得个学士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