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也要几个忠臣，宣扬一下“竟义争忠世所难，行之我辈独立心安，若无铁汉持纲纪，风俗靡靡世早坍”的观念。李渔甚至认为，学的目的，正应该通过风的途径达到，别看他写得那样滥情腻人，他还是在挽救世风、帮助社稷呢。《凤求凰》一剧的尾诗写：

倩谁潜挽世风偷，旋作新词付小优。

扮宋儒谈理学，先妆晋客演风。

由邪引周行路，借筏权为狼舟。

莫词人无小补，也将弱助皇猷。

李渔的这追求，恐怕是既要引起那些正规的学家们叹息，也要引起那些认真博取情的“风纔”们的不满的。

但是李渔偏偏要把两者拉在一起。勉吗？显然十分勉；然而当我们用冷静的历史光来看这一文化现象时，就会发现这勉中又包着刻的历史必然。不是李渔在有意识地表现这必然，不，他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度，他只不过是在不掩饰的自我袒示中让我们看到了现在他上的历史必然。这个必然就是：到李渔的时代，封建学已越来越多地显示自己的稽。封建学想辖住理世风，结果，僵的靡的世风倒又能在僵的学中找到自己的依据和维系力。到清代，这两者的沟通不仅已备可能，而且已成为事实。信奉学者可以不避恶俗，沈溺情者也不妨宣教说法。李渔用剧作记录了这重要的社会信息。无论如何，这是学已经在逐渐失去自依据的一标志，而任何逐渐失去自依据的对象，都会不由自主地显现稽。

这是一在刻的历史文化意义上的稽，而不是在艺术表现上的稽。诚然，李渔所写的都是喜剧，由于他谙悉编剧技巧，熟知剧场三味，通喜剧法则，了然观众心理，所设置的喜剧冲突和喜剧场面都颇为闹，容易产生演效果，一个个误会，一次次巧合，一层层纠葛，缠夹搭、相映成趣，是可以使观众发笑的。他的有些剧作如《风筝误》之所以能轰动当时、传之久远，也由于此。然而，在这表层的技巧稽之外，我们又看到了一层稽，即在内容上现的那不协调的统一、不统一的共，那不是由艺术、而是由历史所赋予的可笑。

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剧作家们把封建学与黑暗政治放在一起，构成了封建上层建筑内的尖锐分裂，从而酿造悲剧；李渔则把封建学与风败行放在一起，构成了对封建观念的一自我嘲，从而酿造了可笑。以前，也曾有人写过揭封建学虚伪可笑的剧作，但李渔的剧作却不是有意识地揭这可笑，而是在没有多少揭意图的情况下不自觉地表现这可笑的。因而可以说明，封建学到了李渔的时代，确已到了很严重的自我败损的地步。然而，既然李玉们还在认真地表现着那悲剧，那又证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封建观念还保存着不少严峻的彩，而还远未全然因彻底破败而变得纯粹的稽。一个对象如果纯粹成了稽的历史现象，那它的存在于世的依据也就失去了，只用漫画来表现它了。清代前期，由于原因，封建的社会制和思想制的悲剧和可笑同时存在，时有消长。在李渔之后，《桃扇》和《长生殿》还要一步显示悲剧的一面，作为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传奇时代的沉重暮锺，呼唤来传奇创作天域的苍茫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