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手法，与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浪漫情怀有异；但在讴歌纯情、至情方面，却又与之密切呼应。

《燕笺》的作者阮大铖是明末前后一个十分著名的政治人，政治质量低劣，为步人士所不齿。但是，他对戏剧倒着实是个行家，在创作中善于制造戏剧效果，因而便于演，在文辞上又不肯疏，因而也能获得一些韵味，更何况他家里蓄得起私家戏班，易于投诸排演，易于实验校正，使戏剧创作与戏剧演为一。明代著名文学家张岱对阮大铖并无好，但对他家里演的戏却作了公允的评价。张岱《陶庵梦忆》专有一节写阮圆海（即阮大铖）家里的戏剧活动：

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节，与他班孟狼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与他班鲁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脚脚，句句，字字。余在其家看《十错认》、《尼珠》、《燕笺》三剧，其穿架斗笋、科打诨、意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意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宝，纸扎装束，无不尽情刻画，故其也愈甚。阮圆海大有纔华，恨居心勿净。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着焉。如就戏论，则亦簇簇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张岱在这里对阮大铖的人品和戏剧活动作了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分析，基本态度是平正的，只不过对阮大铖在戏剧的艺术形式上取得的成绩描绘得有过。阮大铖的戏剧代表作是《燕笺》，后来孔尚任在《桃扇》第四“侦戏”中还特意描写过《燕笺》初之时所获得的盛赞。《燕笺》故事，大是说书生霍都梁恋着女华行云，自绘了一幅两人嬉戏的图画，不料被裱画店换错落到了官家小邓飞云手里。邓飞云惊奇地发现，画中的姑娘与自己很像，因而就被画中的景象所激动，随手在画上题了一首词。刚刚题毕，一只灵的燕就把画衔走了，不久画又回到了霍都梁手中。此时恰遇战难，霍都梁剿贼有功，升为节度，又中得状元，有两个大官的义女都要嫁给他。到来一看，原来一个正是邓飞云，一个正是华行云。于是，邓飞云被封诰为节度夫人，华行云被封诰为状元安人，两全其。这个戏的弊病，首先不在于燕衔画传情的纤巧设计。对明代的戏剧领域来说，纤巧设计、大胆想象，都不足为奇。不是连生死、往返仙俗都无碍吗，哪在乎一只有灵的燕。应该说，有关燕的设计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颇有彩的。《燕笺》的问题在于整贫弱。汤显祖的奇险情节背后，蕴藏着大的思想力量和情内涵，而阮大铖则空乏得很，用奇巧情节掩盖着一平庸、没落的思想情。弯弯曲曲的情途程，最后竟通到了两个老婆争地位下的不堪局面之中。以“冠一样，霞帔随量，两段“云”好打一段想”来调解，毕竟叫一切有正常婚姻观念的人看了极不受用。因此，汤显祖的奇险情节成了通向光辉的思想峰巅和艺术峰巅和的必由之路；而阮大铖则只剩下了奇巧情节和他那尚可一读的曲文，若要与思想内容联系起来看，连它们也遭污染。德人品，就是如此无可阻挡地呈现在艺术作品之中。阮大铖似乎竭力在追随着汤显祖，但事实证明，他的这努力是徒劳的。从地底下而的岩浆的熠熠光华，岂是几碟丹青之所能描摹的？

阮大铖是一个以他不净的脚步横跨明清两代的人，讲过了他，我们也就可以把目光由明末转向清初了。

清初的戏剧家，大多是阮成铖的对。至少，他们都是一批刚毅之士，对阮大铖之类祸国殃民的行径恶痛绝。李玉、朱素臣、朱佐朝、丘园、毕魏、叶时章、张大复等戏剧家，都是苏州人，人称“吴门戏剧家”苏州的旖旎风光没有给他们的创作染上纤弱的弊病；相反，时代的艰难行程，明末南方志士的不屈豪气，清兵南下时在江南留下的血污，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雄健惨烈的基调。艺术的地方特不是僵死的，更不是主要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当画山绣也都被一片厮杀声所盛载，再风雅的士也会迸发直的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