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为中国戏剧文化史留下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形象：李慧娘。但在周朝俊笔下，关于李慧娘的情节并不在《红梅记》中占据主线地位。在《红梅记》中，权相贾似和书生裴禹的矛盾贯串全剧。不可一世的贾似残酷地杀害了只是赞了一下裴禹风度的侍妾李慧娘，不久又蛮横地霸占了裴禹所的姑娘昭容，同时又对裴禹本人加以囚禁。李慧娘的鬼魂救了落难的裴禹，致使最后裴禹和贾似在升沈荣辱上产生逆转。这样一个戏剧故事，排斥的是贾似，最后成就的大团圆是裴禹和昭容的结合，但是，历史和观众却筛选了其中的李慧娘。这个一见少年英俊而声赞的勇敢姑娘，竟然死后还以不屈的灵魂救助受难的好人，痛斥凶蛮的恶吏，这显然是一浪漫主义的幻想式的虚构，但人民却地喜这个形象，喜这虚构。后代许多地方戏在改编《红梅记》的时候，大多突和化了李慧娘的形象和有关情节。一死而不灭的仇恨，一死而不熄的情，化作了有力的戏剧行动。我们不能不在这里看到《牡丹亭》里的一脉浪漫主义的余韵。

《东郭记》是一讽刺剧。就像一个生动的漫画展览，寡廉鲜耻的嘴脸和行动都呈现无遗。凭借的是《孟》里的寓言，揭的是作者期间的明代现实。但是，寓言的彩还保持着。一伙贫穷的无赖汉看到世上污秽不堪，有机可乘，便分发，谋取富贵。竟然，他们有的骗到了妻妾，有的谋取了显赫位，他们既互相擢，又互相构陷，真可谓满丑恶。这样的集中刻画，显然是夸张的，象征的，而不是写实的。许多戏剧史家都指责《东郭记》对这些人的格刻画不够，其实这批评是以写实的艺术标准要求夸张的艺术语汇，并不适当。讽刺剧里的人大多被刻画成怪癖得不近情理，对他们虽然也可以有一些一般的人刻画都会有的格要求，但这方面的要求绝不能太。他们上集中了太多的丑行，又加了作者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所作的故意丑化理，因此他们应该走一条在表面上奇特而在本质上合理的险路。讽刺剧的作家为了避免观众对讽刺对象产生哪怕一丁儿的同情，为了像人们鞭笞一社会丑行一样鞭笞一个的被讽刺的形象，他们总是把讽刺对象理成在格上僵化的人。莫里哀的一些讽刺喜剧一般也是这样理的，对此，博格森曾经有过不少论述。《东郭记》的艺术理，是合乎讽刺剧的基本原则的。

从《玉簪记》、《红梅记》、《东郭记》来看，在汤显祖的时代，能够用大胆奇瑰的思想情的剧作家还是有一批的，这就使汤显祖的浪漫激情成了一历史的必然。

晚明时期可以提一提的剧作是孟称舜的《红记》和阮大铖的《燕笺》。

《红记》以往较少被提及，近年来渐渐引起戏剧文化史家们的注意。此剧依据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在孟称舜之前，也有人以这个题材写过小说和杂剧。孟称舜的功劳，在于把这个很可能写得一般化的情悲剧写得真切人，既写了男女主人公决不离异的情基础，又写了他们悲剧结局的社会典型意义。王娘与申纯的恋，经过反复的情试探得以建立，而一旦建立之后便产生了不可动摇的凝结力。他们建立恋关系，不是仅仅为了满足青的情，不是为了富贵荣华，而主要是于真正的了解，真正的相。因此，他们在婚姻受阻后所采取的一起赴死的行动，也就有了实的合理，不带什么盲目的彩。这一，在数量繁多的中国古典情悲剧中是不多见的。请看全剧位，人们为了劝说王娘嫁给帅家，就对她伪称申纯已经与其它女结婚，早就忘却了当初事，而且还拿了『实证据”王娘在看了这些“实证据”后还是丝毫不怀疑申纯的情，她边哭边对来劝说的人说：“相从数年，申生心事我岂不知！他闻我病甚，将有他故，故以此开释我。”这是一多大的信任啊！绑来王娘因帅家婚太甚，终于自尽，人们又以礼义劝说申纯，说什么『过尔伤心，有乖大义”“读书知礼，万宜自节”云云。申纯纔不这一些呢，他悲愤地说“你怎知我与娘情义重，百劫难休，她既为我而死，我亦何容独生”随即自尽“随小于地下”这殉情，真正地建立在情基础之上，并不是依从“从一而终”的封建节烈观念，因而酿成的悲剧也显得特别沈、厚实。《红记》所采用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