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司法领域、育领域和文化领域还有可能产生刺激。司法领域的刺激在于案件本的真实情节和宣判结果，缺少评论空间；育领域比分明确、胜败公平，靠评论来颠倒乾坤的可能不大，而文化领域则有可能。于是，你所说的愚人节般的游戏就在文化领域频频现了。总的说来，这是报刊为了增加发行量而产生的自然要求，又因文化事业本的状况而容易被搓，无可奈何，不足为怪，但当这倾向成为一趋势，我们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坐标实在堪忧；

三，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界一直轻于建设，重于破坏，轻于创造，重于评论。而事实上，最被轻视的最烦难，最被重视的最轻松，因此很多人选择了后者，即最被重视又最轻松的一途：破坏和评论。破坏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声势夺人；评论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居临下。例如在我自己培养的学生中，哪一个要认真地写几个质量的电影剧本，可能要付很多年的艰苦努力，相反，如果用一个晚上写一篇批判某位名导演的文章，就会给人产生一错觉，以为他已取得了与这位导演同等、甚至更的文化方位。正是这错觉，引诱了我们文化领域某些位的超常发育、某些位的日渐萎缩。在此需要再一次说明，超常发育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评论机制，由于激愤的呵斥和琐碎的议论充斥报刊，连这机制也萎缩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对前景并不悲观。目前报刊间的这颠倒文化品位的嘈杂之声，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厌烦，随着社会的一步快速发展，它们被遗弃的时日已经不远了。不久前我在与孙绍振先生的通信中曾经提到，目前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已与国际接轨的快车，人规范明确的标准化运行，而文化界的很多位，近似速公路桥墩下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拥旧街，了无规则，人车共，叫卖声声，斯文扫地，但是越杂越标志着本变革的临近。会现一些真正堪称重要的批评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会有大作品的现，而大作品本就有整顿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是大作品现前的混。这混会不会埋没大作品呢？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会反过来埋没混。

那么，不妨宽下心来，把你不愿看到的一切，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的浅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你的年龄，你会在中华文化领域看到让你兴奋的景象的。对此，我已作过不少分析和推断，有把握。

余秋雨

十一

来信

余教授：

我看到一些报刊在谈到您时，常常会表达一遗憾，觉得您作为一个学者，与电视太亲近了，并由此引起反复讨论。这事在我们学生宿舍里也引起争论，多数同学认为现代文化没有必要拒绝传媒，但也有一些同学同意报刊上的那意见，认为学者还是集中力钻研学问为好。我很想听听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没有时间详谈，只须告诉我，是您对电视台的邀请盛情难却，还是本来就有主动？

王丽宙

回信

丽富：

是我本来就有主动。

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过于亲近电视，安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完全是好意。但是，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电视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学问"，而且是学术主业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的专业科目。我不能因为写了几篇散文，就要放弃我的学术主业。一个木匠空下来时也能炒几个菜，但不能因此而说他木匠活是不务正业。我亲近电视，就是木匠亲近他的墨线锯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为什么我们文化界一想到学问，便立即产生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几乎不会想到诸如电视文化这样的领域呢？

二，如果不以电视文化为专业的其他学者，在电视上了几次谈话节目，算不算不务正业呢？

三，为什么我们欧学术界的同们频频上电视，不仅欧的观众没意见，连我们中国观众也没有非议呢？"中国学者"，在学术形象上与国际同行相比，有什么特殊需要遵守的规矩？

这几个问题虽小，却关系到世纪之中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几要害，想想很有意思。我还会多想想，谢谢你来信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