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之类，陪她等。我风风火火闯去，她的上海话就劈盖脑地过来了，讲得十分利和纯正。华语的庞大家族中有许多分支是很难学地的，上海话就是其中的一。一开就听来，半虎不过去，说了两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缘分。

话题一展开，她的上海话渐渐有不够用了，她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而现今的谈话，多数词汇都是这半个世纪来新冒来的，她不知用上海话该怎么说。她开始动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话”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词概念上统统用她最纯熟的语言——英语来表达了。

突然，奇迹一般地，她嘴里又冒来一大堆湖南话。原来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亲是长沙郊区一个菜农的儿，靠刻苦读书考上了官费留学，学成回国成了上海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但还是满湖南腔。她在上海生、长大，读中学时，在鲁迅小说中了解了中国农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亲的湖南话，希图从中找到一祖父的面影。结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长沙，满长沙话把湘江宾馆的服务员小吓了一。

语言实在是一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符咒，只要轻轻吐，就能托起一个湮没的天地，开启一生命的闸门。我知，这位多少年来一直沈溺于英语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说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节奏，却像隐潜在血中的密码，始终未曾消失。她曾经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绷得很，但是，不在什么地方，当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静，唤回自我的时候，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潜就会悄悄泛起，然后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半个世纪没有真正说过的湖南话和上海话依然如此纯正。“年纪大了就喜回首往事，哪怕在梦中。”她说：“梦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讲着不同的方言语音。”

她年轻时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桥。斜桥地区我很熟悉，据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条街一条街地在脑里爬梳过去，想找到一幢带园的影影绰绰的楼，找不到。她不记得路名，不记得门牌，记得也没有用，50年间，什么没变？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上海话，留在嘴边。

她说，她明天去泰国，那儿他们家正在筹建一座餐厅。“李白厅”的名字已被这儿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国的那一家叫“杜甫厅”可是，这个名称用湖南话一说就成了“豆腐厅”“豆腐虽然我也吃，却不能这么去糟蹋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诗人。”因此直到今天，她还在为餐厅的名字苦恼着。

她从泰国回来，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参加当时正巧召开着的世界华文教育会议的好几位其它国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适华贵可以想象，印度门卫，来西亚仆人，菲律宾女佣，忙忙碌碌地围着几个客人转。客人与主人一样，是华人，讲华语。今天晚上在这个院里，华语就像在唐代一样神气。

客厅里挤挤地摆设着世界各地的工艺品，而兜门正墙上却恳挂着一幅垂地长轴，上面以楷书抄录着孟郊的《游》：

慈母手中线，游上衣。

临行密密，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