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而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之，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讨论，常常变成一群的投，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计较，一大半自对自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生命力，时时要求发，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纔会到自的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纵线，没有让他们置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消遣。

本来，这样的脑，这一份纔，应现在与外商谈判的枪剑之间。

上海人的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群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智慧的悲剧执迷。

上海人的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现为一“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一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和接受的可能，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长期于曲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智慧。毫无疑问，这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展，获得慷慨突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的明方式。

特别能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是发端于国际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