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在上海人的语中，除了小阿，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国籍，一般总会地说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心理趋近。

今天，不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女的第一企盼是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选择的，他们希望女能正正经经到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国际的文化要求，不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在课余学一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收到当时很有引力的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的，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一般标准，这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这是一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备国际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女，纔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聊以自，并向邻居搪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他们在其它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一些来，但从这几已可看一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因此，这文明并不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而是呈现为一无形的心理秩序，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文明，相反，有的人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去，但又常常到一洒脱的孤独。

他们过的，或能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纔也在浑冲动，于是，他们陷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觉到了自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将自己洗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