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德起。为什么可以“各各”？因为选择的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语中有一句至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即“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如“裙短一有什么不好”、“仔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截断全争执。说这句话的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瞋的，但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持着自己的观，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着一个顽的声音：“关依啥事？”

本于这个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有新鲜和独创；但是，也正是这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个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的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而把变当作一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的不同态势。

据这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理，一夜之间喜上了初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本不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通码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忱，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是对实际效益的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