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陷了这闹腾之中。一方面，民者、冒险家、暴发、氓、地痞、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褂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语言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要，多激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脑发胀，索解不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的光亮，当你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悖论结构中，一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照正常的国际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察中作的常识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有极大的世俗和普及。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行旅、金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绑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起温顺的大儿。就像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拂，不它，车间的机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调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不安稳。广州人、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鼓鼓地走上海。上海人瞪看着他们，没有跟随。有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自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不无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通，远不能括上海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