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挣扎抹得天衣无，好像他一直在游山玩，溜鸟赏月。

朱自清的《荷塘月》以及孙犁的文字，都属此类。这中国式的文也可以与日本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那文相对比。日本人是有一文字传统，唯主义的之哀，但这唯主义的文字底下的那东西极为惨烈而狰狞，特别是三岛的《金阁寺》，锐细腻的文字都透那么尖锐的锋芒，人与世界的难以，对的仇恨，对死的渴望。再看阿城等人的东西，他们的文表现的是那老庄式的超脱人格。

有一个女作家的语言是例外，就是湖南的残雪，怪、冷，语言中有冷彻骨的怪笑。她的人都是心理上特别暗的那。她的作品呢，受卡夫卡影响，她经常写关于卡夫卡的东西，一九八五年吧，她的第一个中篇《苍老的浮云》在《中国》上发表，这之前曾在北京作为手抄本传。我觉得她是得了卡夫卡真传的作家。

王朔：我看她最近写一些东西还是那样的，写一个火车上的事，荒诞的、怪异的。我觉得每一个成了名的作家，总要有一二样真东西，它不是瞎蒙的。我看过的这些了名的作家，就是觉得柯云路是瞎蒙事的，没写过什么太的东西，后来他就写报告文学了，在传统的老古董中云山雾罩的，其实什么也没有。剩下的作家，大分都有一二下，我觉得说哪个作家有多么好也说不上。你说他有的作品好，大分作品不是总那么好，还说得过去。大分写家呢，我都觉得他或她的成名作好一儿，后来越写就越了。实际上，我觉得成名作之后的是普遍现象，他个人缺少一动力或内在的力量。这是瞎猜了，很难说的。你觉得张承志那语言是哪一路的？他也很调文。

老侠：张承志等一批知青作家的语言，是那又加大抒情的东西，杨朔、刘白羽、贺敬之等人留下的痕迹在他们的作品中特别明显。他们的这文字和他们想用这文字表达的，实际上与王蒙等右派作家是同一路数，即粉饰苦难，黄土地的浪漫情怀，像张承志的《黑骏》、《北方的河》，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包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么把知青和农村生活浪漫化，甚至柔情化，知青的生活多么淳朴，人民的怀抱多么宽厚温，青年人的志向多么纯洁尚。要么是回城后的失落，在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不知所措，不知所归。这知青的虚假浪漫情怀在九十年代变成了衣锦还乡的故地重游，许多有了名有了钱的知青还带着女行"忆苦思甜"式的教育，但无论怎么抒情、浪漫。怀念、淳朴，大家都呆在城市中遥想当年，却没人真的去淳朴浪漫一生。倒是那些在当地结婚生孩的知青，言谈中透着无尽的无奈。那么一场浩浩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把一代青年人的机会全断送掉了。在城市里四串连、煽风火、打打杀杀的红卫兵，变成了"大有作为"的新一代农民。但是，知青生活的艰苦、知青回城望的烈，而且涉及到多少个家，一制的人迁徙，却以尚的号包装。唉，就是这么怪诞，他们一回城反倒欣赏起那老炊烟茫茫丛林一望无尽的黑土地了，所有的灾难一笔勾销，在他们笔下变成一青理想主义和淳朴田园风光相结合的浪漫情怀，从没有人认真地自省。张承志就更过分了，九十年代居然歌红卫兵时代的理想主义，拒绝或抵抗大众文化的横，他九十年代的东西比起他八十年代的知青作品，少了温情，多了残忍和仇恨，有一红卫兵时代的暴力倾向，咬牙切齿地撕名片。其实这年代，地的港台式的大众文化比起这些自称为英们的理想主义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宁看《还珠格格》，也不看《雍正王朝》，宁看琼瑶金庸的消闲，也不看张承志式的仇恨、暴力。九十年代，英文化对主的包装，其恶毒与有害，还甚于大众文化。两害相权取其轻。

回再谈这批知青作家，他们抒发了一阵黄土地情怀后，跟着阿城去寻了，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张伟的《古船》等等，成为一时，无非是受《百年孤独》的神神怪怪的影响而已。"寻派"的东西中没有任何他们自己的东西，是编来的。这些人不掉书袋，开始"掉县志"了，写一个地方，都要以县志所记载的东西来证明此地的就是三皇五帝的发祥地，是这几千年文明渊远长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