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作家的成功，得益于这翻译。像曹禺的成名作《雷雨》是模仿奥尼尔的产，后来最著名的《北京人》是从契河夫的戏剧中获得启示。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也有果戈里的痕迹。但对有创造的作家来说，模仿就是一创造的语言实验。成功的如鲁迅、曹禺等。

王朔：我就看上海的那个什么施存蜇、穆时英等人的小说，那翻译的觉特别重。他们甚至那个时期就时髦地在行文中加上英文啦。

老侠：行文中夹英文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

王朔：你说国外有没有这文言与白话之分？

老侠：我就知英语中有古英文与现代英语之分，但两者之间的差别肯定没有咱们的文言与白话的差别这么大。如果要语的一以贯之。中国的白话文革命是因为整反传统的需要，也因为古汉语的普及率太低，与民间的语差别太大，老百姓不说文言文。

王朔：要说起来汉语也有几千年了，但到我们，不过才一百多年，从白话文开始，我们的语言，完全是白话文的传统。

老侠：当代中国的文学语言，最广也最能有原创的语言资源在语中，但是当代语中有一特麻烦的东西，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泛政治化，慢慢地，不是哪儿的语，都被政治语言行同化，我想也应该搞白话文革命了。

西方的语言革命是文艺复兴对拉丁文的反叛，但丁就开始抛弃象征罗天主教权的拉丁文，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写作，并写了论民族语言的论文《论俗语》。宗教改革时丁。路德用日耳曼的民族语言翻译《圣经》，他对德语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那语言革命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思的一分。是欧洲各国对统一的拉丁语的反叛，也是对罗统一教权的反叛。没有中国的古汉语言自固有的那地方的民间的觉了。这泛政治化的语言有三个特：一个是极力地张扬，这张扬以空的号式的抒情为外壳，其实，这铺排（所谓排比句式）很有汉大赋的遗韵，凡是歌功颂德的语言，皆有这张扬。最后变成了一伪语言，一朗诵腔。

即不传达说话者个人的任何东西，只传达一权力纵下的大概念，连这最私人的词汇，都是指向大东西的。"太最红，主席最亲"，"我北京天安门"等等。泛政治化的语言的另一个特就是它的暴力，语言中充满了仇恨与火药味。

类似的充满暴力、血腥的词汇经过"文革"已经成为我们语言的一分，我们思维的一分，我们生命的一分。要想把这些咬牙切齿的语言从我们日常的语中驱逐去，非得等下一代人彻底被港台的大众文化同化。

当代语还有一个特，就是一标准的、权威的、播音式的腔调，从延安的新华社就开始，后来就成为一生活中语言表述的常态，这腔调是百分之百的权力语言，夏青和葛兰的腔调成为所有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的标准腔调，一有控制的朗诵腔，也成为人们在单位在会议上发言的标准蓝本。

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焦访谈"仍然有这腔调，它所传达的就是居临下，俯视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