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嘛，就得对人客气儿，不能谁谁。我尽不是演员，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你只要一踏影视圈，就会不由己，就要往关系上靠，要跟媒搞关系，甚至要跟领导当官的搞关系。要搞这关系，说话就要收着儿。

老侠：多累呀！咱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耗在关系上了。可能去了，就不觉着累，说不定还能为自己的某个小聪明的得逞而暗自欣喜呢？

王朔：暗喜也就是开始的新鲜劲儿，一过了劲儿就兴味索然，只觉得累、觉得烦。比如说，《编辑的故事》来了，我当时就说，剧本问题大了，有的集不错，有的集就是瞎说。

结果我们剧组的领导一听先急了，说你如此不珍视自己的劳动，大家也不愿意你自砸饭碗。要是写小说，我可以说自己写得不好，这是有自知之明。但影视剧本你这样说就可能立影响你的播，影响收视率。领导直接就找我，说你必须把这些话给收回来，挽回影响。无论如何要说回来，上就给你安排记者什么的。结果我也得去往回找补，我对记者就只能说那是指一创作方法了，侃大山，不是一毫无内容的，是一创作方式，一工作方法，就得这么现地往回找补。

老侠：非个的集合作都会有不了你自己的问题，要你自己就必须远离这类群行为，否则就是自找罪受，得人人不愉快。

王朔：越是集合作，你就越要照顾大家的利益，你就越不能张扬，显得你有个。大家在一起事，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你要找中间的那个，就是要妥协，要中庸儿，还是咱孔老师了解中国的这儿事，两千年前就给咱指明路了。

那时我和媒的关系是最不真实的，看到什么问题我不能说，说了就引起众怒，就有损于这个集。只能说好话，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有亲和力，甚至要直接向观众献媚，让观众不要对我有成见，先看完我的东西，再下结论。还要说我这东西有多好，是一商品推销。现在我不搞影视了，就没必要再那么多顾忌了，我又回到以前写小说时的状态，甚至经过这么折腾一下，我更认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可以得更单纯一儿。

老侠：不怎么说，你仍是公众人，光写小说也改变不了你在公众中的形象。

王朔：但我和九十年代初的那随意放话时的情况也不太一样。说起来好笑，我好像和一九九五年批判我媚俗的人非常像，和现在某些学院里的知识分非常像，我也看不惯现在的年轻人，我认为他们低级、没趣味，喜港台风怎么能叫有趣味呢？就像那些学院派说我低级下一脸媚态没趣味一样。当然我知，谁反对年轻人就说明谁变老了；我变成了历史的反面，逆时代而动，反对年轻人不就是反时代，变成了反动分吗？

老侠：现在的年轻人只是追逐时尚而已，他们并不认真反抗什么，甚至没有怀疑地崇拜明星。即便那些受过等教育，有一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人也透着老猾的明，知什么时候用刀，什么时候用玫瑰，新起来的这批人都不会傻到不计利害地愤世嫉俗的程度。喜港台的人是浅薄，但在人上总要比算到骨里的愤世嫉俗者单纯些。给一个人剥的同时给另一个人买最新时装，这人学问越大越谗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