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件事大伙儿不知便不知了，一旦知了就要变本加厉。你答应了这个就要答应那个，都是朋友，你还是要的。其实，就同一件事几个采访，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没有。对于一个小说你只有一个想法，无非是跟这个朋友说漏了几句，和那个朋友多说了几句。实际上是车轱辘话，来来回回地说。其实我当时是有这个信心的，我一句话不说，这书也能卖，传媒也还是要炒，但最终我绷不住，还是了。

老侠：你老提到朋友，好像接受采访是于朋友的面，这人情债也需要用如此代价去还吗？中国的许多事说不透就是因为人情，碍于人情面，不喜的东西要装喜，不想的事要着去。人情到底是个什么，能让人如此屈尊就驾，愣用个人的时间和尊严去迁就人情。文化圈中的相互捧臭脚大多于所谓人情。但一涉及到实质利益，中国人是最不讲人情的。我倒觉得，你说的人情是一借和托辞。一个人哪会有那么多朋友？

王朔：混了个脸熟就算是朋友了。其实传媒的记者与公众人之间的所谓友情，不能说绝对没有朋友的关系，但大多数是相互利用。可能你说得对，还是自己先绷不住了，才会接受一些不三不四的传媒。

老侠：那你觉得你这公众角，到炒作，沸沸扬扬，人你有没有看到听到，和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个人，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判别？实质的东西是什么？公众中的形象与你本是合二而一。还是完全不同，抑或一半是海一半是火焰？

王朔：实质的东西也不敢说。我觉得写小说和写电影、电视剧的时候不一样，现在写小说和过去写小说也不一样。现在写小说是自得其乐，给自己看。当然不能说作家可以不要读了，说不要读者那是瞎说，是自欺欺人。不要读者你还当作家什么？随便找儿其他活儿，都可以与读者无关。但我现在写小说觉得不是为读者而写，我可以在写小说时怯，我人用保持一姿态，痞的姿态也好，张扬的姿态也好，知识人的姿态也好，都不用。写小说时可以真实一儿，多愁善一儿，痴情一儿，就是可以猛着儿发傻发呆。写小说时人可以变得不那么作，因为你只需要面对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我觉得写小说不是穿尼龙袜，专为给什么看的。我写小说是写自己，所以我觉得不能超过自己去添加儿什么。意义这东西像刀的光芒，刀在它就有，不能说刀不在造光芒，不能为意义而意义。或者说我不追求这个。我就先坐下来把这把刀好就完了，自己满意就完了，对自己诚实儿。

老侠：能对自己诚实自然就能对读者诚实，怕就怕自欺欺人那，以为对自己诚实，其实是照公众味。中国的事都反了。长期以来我们被要求献公众才有自己，对社会负责才是对自己负责，得每个人之间都很相像，找不个人的特。制能抹平个胜，大众文化的浸透也能到这一，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文化得还让人有享受之，不那么生，那么令人反。但骨里是一致的，都是造就双面人。王朔与王蒙的小说能有个上的区别，但在《今晚我们相识》中，你们俩就是同一个东西，大众传媒的工，渴望扩大影响的名人，智商低下的演员…

王朔：大如此。写小说是写自己。但对媒就不是，有一定的表演，本能的是趋利避害，尽量伪装自己，我觉得哪姿态对我好大，我就采取哪姿态。比如，作为一个作家在媒中现时，不是针砭时弊也好，自我推销也好，我一定选择一激的、叛逆的、谁谁的。因为这个姿态不是我近些年才有的，而是我从早年就开始的，以这个姿态的，所以我就要保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