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应当把日本加害亚洲各国的历史告诉孩“自己作为‘在满少国民’，也参与了加害”

退休之后，吉冈数创办的“和平人权儿童中心”这是一间搜集历史教科书以及各与战争有关的资料文献的图书馆。吉冈数发现，今天的日本教科书正在像战时的教科书回归，这是一相当危险的趋向。战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卢沟桥事变的原因是“日军演习受中国军队的攻击被迫还击”；在如今的一教科书中，则表述为“日军演习受袭击”虽然不敢像战时教科书中那样明目张胆地说是受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但对历史真相的有意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在长崎有一家小小的“和平资料馆”长崎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专家实康稔是这个资料馆的支持者之一。他介绍说，资料馆的创办人是牧师冈正治。冈正治曾经担任过日本海军的下士官，从军时间长达十一年。当长崎原爆的蘑菇云升起之后，冈正治开始思考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然而，当冈正治开始表述这一观时，却遭到了军国主义分的围攻和殴打，在脸颊上留下了一块终生都没有消除的伤疤。战后，冈正治决心赎罪，以议员份为那些在原爆中死难和受害的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呼吁。

一九八四年，冈正治开始调查这段被埋没的历史，主持版期刊《原爆与朝鲜人》。一九九四年，冈正治去世之后，大家为了纪念他，便加了资料馆的建立。一九九五年，这家特鲜明的“和平资料馆”终于正式开馆了。

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存在于它的自我批判神之中。在日本的民族格中，固然有不愿反省、逃避罪责的一面，但是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弊病，也有不少日本政治家、知识分和普通公民，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一样，勇敢地说了真话。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多年来致力与中日友好工作，他是一位敢于揭自己之短的日本人。在外界工作多年，中江要介发现，日本没有向世界敞开怀，日本仅仅把外看作获取本国利益的舞台。他在一次演讲中指：“从亚洲人看来，日本确实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但对亚洲国家的事，本不像亲人那样给想办法，而只是看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脸行事。因为看不有什么政治信念，所以既得不到亚洲各国的信赖，也得不到尊重。在太平洋战争中那样狠狠地蹂躏了近邻各国，却不从加害者的立场反省，诚心诚意地行谢罪，因此被大家厌弃，被人视为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政府的官僚中，有多少人倾听到了中江要介的肺腑之言呢？

日本著名活动家宇都德，有一次在回答记者“你为什么喜中国”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喜日本，那一定会喜邻居和邻国，不是吗？”这是宇都德拒绝一切官职而投中日友好事业的原因，他堪称真正的“无冕之王”在自民党内，他像堂吉诃德似的，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能够分析战前、战后日本的第一人，非宇都德莫属。

宇都德所主张的“必须实现全国民的、照国民意志的、一切为了国民的政治和民治”是对青年一代迫切的诉说。宇都德认为，致力于批判日本现实状况和促中日友好事业才是真正的国行为，那些打着国旗号的极端分，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害了日本也害了亚洲各国。他曾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由于我的父亲宇都太郎是陆军大将的关系，我从小就在陆军少年学校学习，因为有这一经历，所以很详细地知官僚与军阀勾结的情况。我曾经在旧制度的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曾经一度也很衷于社会主义。因此，对官僚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和行建立战争经济制的内情也了解得很清楚。”

宇都德一针见血地指：“日本没有民主主义，也不是民主国家。”他在《官僚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天皇的官僚”、“明治的官僚”是半封建的官僚，这一半封建的官僚沾上了社会主义的影响，结果把日本引向“全主义同盟”使之毁灭。而且，还形成了战后重建日本时的最大毒瘤。